中药科研要植根于临床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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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随着化学科学的发展，西药中出现了大量的化学合成药物和化学提取药物。我国自20世纪50年代伊始，医药学界人员运用“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对中药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然而，当我们在新世纪盘点些中药研究工作时，却发现这些工作虽促成了西药的诞生，却对中医帮助不大。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谨作如下探讨。　　一、中药科研的错位
何谓中药？笔者认为：简单地说就是中医学使用的药物。它是基于传统中药的理论(如四气、五味、归经、升降浮沉散收及其他效用)，按照中医理论(如藏象、经络、气血津液、病因病机、诊法治则等)运用于临床的药物。作为这一定义的主语，之所以说是“中医学”使用，而未说是“中医”使用，这是因为如果是根据西医学理论使用的中药，那么不管其使用者是西医还是中医，即使所用之药是纯真地道的传统中药，也已经变味为西药了。
与中药的概念相应，中药科研的概念应当是：在中医临床实践(包括产地实际考察、药材药物质地的思辨、临床使用的观察与思考等)中，使中药的传统理论(如四气、五味、归经、升降浮沉散收及其他效用)，不断得到检验、丰富、升华，以便于好地服务于中医学，满足人们对中医药的需求。这个定义的内涵有：①中药是服务于中医学的；②这一活动是在中医临床实践中进行的。③中药学理论与西药学理论，其“道”不同。
首先，中药对中医是一体相依，如果背离了中医理论，中药就没有了“药性”，乃至变味为毒药。在中医看来，病人是发病的根本，也是愈病的根本。而药物乃是治病的外因，此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发挥作用。就是说，药物进入人体的治病过程，不是药物——病因这两方面的“楚汉相争”，而是药物——人体正气——病因三方面的“三国演义”。而且，在这三方面的关系中，人体正气是最重要的角色。中医的临床正是紧紧地抓住一个个具体的、整体的(包括人体这个整体、人与自然和社会这个整体)、不断变化的、活生生的人来用药、来发现药理。离开了具体的病人，甚至离开了人，药性就无所谓有、无所谓无了。例如麻黄，其发汗解表是针对外感风寒的病人而言的。病证的确定、治疗的效果是根据“脉浮紧、恶寒、头项强痛”等脉证的出现及消除，经过反复地实践得出其具有发汗解表功效的。若将研究的对象换成小白鼠，将无法确定它是否存在风寒感冒这一表证，治疗将变得毫无根据，“发汗解表”的功效也自然无法确定。所以，离开了中医就无法谈中药，就无所谓中药。
由于中医与中药的密不可分，所以，该定义继而强调了中药的科研活动离不开中医的临床实践。中医在病证的判断上，重视的是阴阳五行、寒热虚实、表里经络，是活的人体，而尸体、动物难以代替；中医重视的是不断变化的证候内含的病机，而动物的实体、细胞、组织无法代替。但反观我们以往的中药科研，是在实验室里提取中药的“有效成分”，进一步在小白鼠、大白兔们的身上进行研究，采用微观的方法观察药后的组织、细胞、体液物质等改变……用一整套西医的方法，从而研究出小蘖碱、延胡索乙素、远志皂甙、甘草酸、丹参酮等许许多多的“有效成分”。
令人不解的是，这些“有效成分”直到最后的表述也都是西医的面孔：止咳、镇痛、镇静、抗菌、消炎、降压、扩张冠状动脉……但最后竟也能出“中药的科研成果”。试问：经提取“有效成分”后剩余的部分凭什么断定没有“有效成分”？所谓“有效”，是根据中医的整体证候变化做出的，还是根据西医的实体组织结构看到的？如果是根据后者，那是中医的研究方法吗？如果不是中医的研究方法，而是西医的研究方法，怎能出“中药的科研成果”？这不是缘木却可求鱼、入海竟可得雀吗？此外，这些“效”，有的是中医早己十分熟悉的：麻黄碱平喘、人参皂甙强壮、黄芩素解热……该研究充其量只是给中医增加了一些佐证，不等于中医药的发展，因为中医早就先于这些研究成果而使用其原药了；有的是与中药理论有冲突的，中医师又不能违背自己的理论去削足适履地组方。况且，组方不等于同类功效的堆砌，西医药对于复方又不甚了了。所以，我们强调“中西药理，其道不同”。再说，西医对许多疾病，是“病因未明”，治疗时自然要“对症处理”。而中医在治疗时务在“治本”，罕言“对症处理”，更有许多情况下须“顺症处理”，即“反治”之法。在这种情况下，西医药理中的“有效”，可能是中药药理的“有害”。可见西药的科研成果，不同于中药的科研成果。真正的中医师们面对这一大堆名为“中药的科研成果”，实为“西药的科研成果”时，自然无法应用。由此可知，这样的中药研究是错了位，它基于西医的理论，使用的是西医的方法，形成的是西药。这样的“科研成果”无法“认祖归宗”，或许有机会纳入西医之腹，而不能充中医之饥。　　二、中药科研成果的评价
可以说，中药的科研正是由于方法的西化，导致了成果的“非中”。基因的改变导致了物种的改变，狗的胚胎生不出猫崽，这样的科研成果自然也就不能到中医那里发挥效用。笔者不是说这样的“中药科研”没有任何作用，对西医来说，或对医学领域来说，其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因为它催生了一些西药或使其完成了更新换代。譬如前述的青蒿素的研发，产生了治疗疟疾的新药。但笔者认为它并没给中医带来多大的福音，或者说它对中医没产生多大作用。所以，也就不能说是中药的发展，更不是中医药现代化的方向。因为照理说，科研是创新，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引擎。但就青蒿素的科研过程来看，青蒿素产生以前，中医早就使用青蒿治疗疟疾了。这个青蒿素治疗疟疾的科研成果，其实是“成果在前，研究在后”。而且还有以下问题：首先，青蒿素无法回到中医的辨证论治体系中去——疟疾的所有证型、所有阶段无法都用它或仅仅使用它；其次，青蒿素无法代替青蒿进入中药的复方中，因为中药青蒿不限于治疗疟疾，还有其他功效，疟疾以外的应用尚有很多。
事实上，我们对中药的研究成果与中医的临床存在许多不一致。譬如：蝉衣能解表透表，在表证中常常应用。而表证在西医看来多为病毒，直至今天，也没见到谁研究出蝉衣能抗病毒。而经研究能抗病毒的一些中药，在中医看来却不是都能治表证，所以不能用于治疗感冒。陈皮能化痰，这在中医的临床中已屡经验证，但不论陈皮还是陈皮提取物，并未在实验室里发现它能将痰涎化掉。可见，中药的科研离不开人体，实验室里的科研也不等于中药的科研。这就是以往的中药科研对中医无效的由来。如果仅仅限于排斥反应——对中医无用倒也罢了，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研究最终反倒对中医中药有害，那就不能不让人备感寒心了，如小柴胡汤的科研一度很热乎，研究者将其治疗范围囊括了西医的许多疾病，什么癫痫、胆囊炎、无明发热、中耳炎等等。但好景不长，热闹之后，其毒副作用纷至沓来，最后被打入冷宫。有许多中药，数千年来一直高效地解决着人们的病痛，但业经科研，被认为“有毒”、“重金属超标”、“内脏损害”等等，而遭冷落甚至被封杀。从小柴胡汤到龙胆泻肝丸，从朱砂安神丸到关木通，莫不如此。好在我国这些科研还不“先进”，在那“先进”的美国，被封杀的包括润肠丸(麻仁)、小活络丹、牛黄清心丸、复方丹参片、六神丸、精制黄连素片、山楂精降脂片等近百种。我们千辛万苦研究出来的中药成果，首先不能回到自己辨证论治的老家，然后又不能移民于异国他乡，处境是多么悲惨!　　三、科研错位溯源
人们从事每科研工作，都在一定的方法论支配之下进行。近代，以物理、化学为代表的分析科学获得了巨大发展和成功。由于痛感自己的落后而饥渴般地接受西方科学的一些人来不及细细甄别，就提出了全盘西化、一切反传统的主张。他们把现有的科学当成了真理的顶峰、当成了真理的全部，并将其作为检验其他学问的标准。在他们的心目中，已有的物理、化学知识，已经穷尽了周围的所有物质世界。现有的西医药理，已经穷尽了治病的所有原理。
中药的治疗原理，也已经被全部囊括在西医的药理学之中。所以，总试图将中药的传统理论，都用现有的药理、化学知识予以解释。长期以来的“以西医解释、改造中医”的思潮盖源于此。从余云岫的“改造旧医实施步骤方案”到“中医科学化”、“中医西医化”，都如出一辙。就连“中医现代化”也有许多人做了同样的解读。对此，我们称之为“近代科学主义”，或曰“近代科学迷信”。为了破除这个迷信，我们有必要指出近代科学的幼稚性。比如化学，它尚不能囊括周围世界的所有物质及其变化。对传统中药的单体，尚不能肯定所有的“有效物质”和“无效物质”，对中药复方及其煎剂的成分，更是不甚了了。至于喝入人体后的一系列机理，更是知之甚少。这充分体现了近代科学的幼稚性，就是说，它尚无充足的力量担任“完整地解释中药”这一大任。在这种情况下，却把中药科研的主要力量都放在“现代科学对中药的解读”上，怎不误事？也有一些人为了给这种西化的“中药科研”寻找理由，称其做法是“为了让世界人民理解中医药，从而让中医药走向世界”。不错，了解和理解，更便于中医药走向世界，我们也将尽力为之努力。但不理解，就不能被接受，中医药就不能走向世界吗？试看当今世界医学领域，不含有任何“有效成分”的针灸、推拿疗法，被西方渐渐接受了，他们都对此都理解了吗？大批的留学人员也来到了中国，求中医药之学问，他们对中医药都理解了吗？实际上，世界也和中国一样，都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看到了效果，体味到了作用，世界因而来到了中医药的身边。谁说中医药走向世界必须接西方之“轨”(西医是铁路之轨，中医是高速公路，无法接轨)？如今，现代的科学已经呈现出向系统、综合、动态这一相似于中医方法论的方向发展。西药的毒副作用及其对许多内科疾病的乏术也促使其将目光投向了传统医药领域。作为世界上优秀、高明的传统医药，我国的中药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发展契机，我们应当挺起脊梁，增强自信，将自己的“名牌产品”，质量纯真地、原汁原味地推介给世界，而决非易容换魂，把一个不西不中、不伦不类的怪物推向世界。否则，前脚推向世界，后脚就会被世界抛弃。　　四、中药科研的回归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现代，服务于世界，中医要不断地发展，而中医的发展离不开中药的发展。从中医诞生的那一天起，中药的理论就成为中医体系中的重要一员。两者使用了共同的方法学，有着共同的理论基础，有着共同的目的。我们搞中药科研，应当以中药的传统研究方法为出发点，笔者将其概括为三点：一为格物辨药，二是临床论药，三是药医一家。
整体观念是中医的基石，表现在中药理论方面，就是中药的形气相关。既然“人禀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药亦“禀自然之气生，四时之法长”，故丹参、红花色赤者禀火气而入心，麦芽、茵陈蒿得春气而养肝。这就是形气相关。所以，我们研究中药，就是要从传统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进行发挥。如药物的形态、色泽、生长环境、习性、气味、临床体验等，从诸方面考察发现其性味、功效、经络、脏腑之归属。或许有人认为，格物辨药，古人已经做过了，我们还有什么可研究的呢？笔者以为不然。因为：一则，中医药的应用区域在扩大，药物将随着地域的扩大而增多，还有许多不认识的新药等待我们这些中医药专家揭开盖头，丰富我们的中药库。二则，对原有的药物，我们需不断地发现和充实其新理、新效。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地适应疾病谱的时代特点。历史上一些成就突出的医家，往往同时也是造诣很深的中药专家，他们在医疗实践中，不断发现传统药物的新理、新效。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真正的中药科研的主体不在实验室，而在临床。医因精药而其术高，药因医用而其理彰。中药因遇明于药理者而呈良能，因遭昧于药理者而出毒性。
倘若我们对中药能发皇古义，阐明新知，使其更有效地治疗现代多发病、流行病；倘若我们对世界的丰富物产，有了更广泛的认识，发现了许多新品，以补充当今的中药宝库，而救济世界的人民，谁说它不是地地道道的科研成果呢？    （本文作者单位：河北医科大学中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