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农本草经》的流传变更--《神农本草经》研究述评之三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
□ 张登本 孙理军 汪丹 陕西中医学院基础医学院自从西晋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第一次提到《神农本草经》书名之后,张华《博物志》将其简言之为《神农经》,其中传载药物的内容经南朝齐梁陶弘景对当时载药分别为“595种、441种、319种”,至少三种不同传本的《神农本草经》进行整合,从中选定了365味药物及其内容,又从《名医别录》中选择了365味药物及其内容,共计730种,在保留上、中、下三品分类的基础上,根据药物的自然状态及临床所用,创造性地将药物分为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食及有名无用七大类。陶氏为了区分两种底本不同资料源的内容,采用“朱文”和“墨文”两色书写方式予以标记,这为后世识别《神农本草经》的原貌有十分重要的文献学价值。这就是他所说的“苞综诸经,研括烦省,以《神农本草经》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种为主”(《本草经集注·序》),此乃“法三百六十五度,一度应一日,以成一岁”(《神农本草经·序》)。显然,“三百六十五种”之数是陶弘景确定的,《神农本草经·序》文中的“三百六十五种,法三百六十五度”也应当是出于陶氏之笔,只要认真研读两书之序,是不难得出这一结论的。
《隋书·经籍志》虽然转引了梁国阮孝绪《七录》中的五种《神农本草经》和9种《本草经》书名,但却无法知晓这14种古“本草”文献的具体内容。唐初经苏敬等人在陶弘景《本草经集注》的基础上,补充了隋唐时期所增的药物,修编了世界上第一部由政府颁行的药典——《新修本草》(公元659年),又称为《唐本草》,共54卷,收载850种药物,并将陶氏的七类分法调整为玉、石、草、木、禽兽、虫鱼、果、菜、米谷和有名无用9类。在此同时,苏敬等人又亲自绘制和征集了相应的药图,编著了第一部药物图谱,这就是世传的《本草图经》。作为独立传本的《神农本草经》在《唐书·艺文志》中仍著录有3卷本和署名雷公集注的4卷本两种。为何从隋代至唐代著录的《神农本草经》传本数目减少了呢?最主要的个中原因是经过陶弘景和苏敬等人的精心整理修订,使本草的内容趋于全面、详尽、适用、规范,未经过整治的古本《神农本草经》也就失去了存世的价值。这可能是著录数量减少的最主要因素。其次,因战乱丢失,以及唐以前的各类文献书籍均为手抄本而不便于收藏等,也是十分可能的原因。
北宋初期,经刘翰等人,取《新修本草》、《蜀本草》校订,又参以《本草拾遗》内容,修编成《开元本草》(公元973年)。次年李昉予以重新修订,名曰《重订开元本草》,据其序言称:镂版时“以白字为‘神农’(注:指《神农本草经》)所说,以黑字为‘名医’(注:指《名医别录》)所传,‘唐’(注:指《新修本草》,又名《唐本草》)附。今附(注:指《重订天宝本草》所增),各加显注,详其解释”,全书共收载药物983种,此书已佚,但其内容被收录于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可见,《重订开元本草》收录《神农本草经》内容可能有三个途径:一是此书作者在修编时还见到《唐书·艺文志》注录中的《神农本草经》原著,因为在李昉编撰的《太平御览》(公元976年~983年)所载《经史》图书纲目中还有《神农本草经》的书名。李昉对《重订开元本草》重新修订时参阅了该书内容,其“序”言之“以‘白’字为‘神农’所说”亦可为此判断之佐证。二是凭借《新修本草》中传载的相关内容。三是依据陶弘景《本草经集注》的内容。
之所以认为《重订开元本草》中有关《神农本草经》的内容取材于《本草经集注》的判断有两点理由:其一,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是从《神农本草经》和《名医别录》中各选365种药物集注而成,而《重订开元本草》所载的983种药物内容也是以这两书为主。其二,李昉等人借鉴了陶氏以朱、黑两色区别不同资料源的做法,让当时及后来者能识别《神农本草经》的古朴风貌。虽然《神农本草经》在北宋初期还尚存于世,但在天圣年间编撰的《崇文总目》(公元1023年~1031年)以及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掌禹锡编著的《嘉祐补注本草》所引《书传》中均无其书名,说明在北宋中期,此书已经亡佚,这也就是《宋史·艺文志》中没有著录的缘由了。
《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是蜀地出生于祖传医家唐慎微编撰而成(公元1056年~1093年),后来在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和绍兴二十九年(公元1159年)三次大的修定,更名为《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影印本。以下简称《证类本草》)。这也是当今人们能阅读到的《证类本草》。本书是以《嘉祐补注本草》为基础,总结了宋代以前药物学成就,共收载药物1746种,仍以“白文”与“黑文”区别《神农本草经》的古文献与别本文献。
《证类本草》在中国药物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里程碑地位,无论是对后来在海内外产生过广泛影响的《本草纲目》诞生,还是对后人辑录《神农本草经》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若仅就后世多个辑录《神农本草经》版本言之,
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是文献取材的源头,人们无法从现存文献中觅寻比其更早的完整文献了。唐初《新修本草》和《证类本草》则是取材的重要依据,尤其是后者。根据尚志钧先生考证,明代的卢复、清代的孙星衍和孙冯翼、黄奭、王闿运、姜国伊以及日本国的狩谷望之志和森立之等人所辑录的《神农本草经》本,悉以《证类本草》的“白文”为主,参以别本所载“本草”内容的文献(如《太平御览》等)整理而成。正因为各种辑录本中三品365种药物的主体内容源于《证类本草》的“白文”,而诸如药物的产地、生长环境、别名等相关文献参考了别的文献资料源,加之流传转抄的原因,这就使得诸家《神农本草经》辑录本之内容出现了大同小异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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