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狮子关

石宝山风景区的自然景观中，非常引人注目的是遍山嶙峋的奇峰异石，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描写它们“峰头石忽涌起，如狮如象，高者成崖，卑者为级，穿门蹈瓣，觉其有异”。这些紫红色砂岩球状风化石构成了千姿百态的造化奇观，与石钟寺遥相对应的正是这样一片崖坡，崖顶巨大的紫砂岩形同一只静卧的雄狮，隔箐相望，默默守护着石钟寺的“石宝”，因而得名“狮子关”。

游人穿过石宝山“南天福地”的石牌坊，顺着通幽的曲径石坎，一台台下到箐底之后，向南可攀登至石钟寺参观最为集中的石窟群；向北则可攀登狮子关险峻的悬崖陡壁，领略峰回路转的奇趣。

狮子关区亦有三处极为重要的石窟：其一为俗称“全家福”的南诏王及后妃子女雕像（前文已作介绍）。其二为雕凿在狮子崖之下峭壁间的10号窟梵僧观音造像。窟高1.8米，上宽1.1米，下宽１.8米。龛内雕刻梵僧像一尊，高1.7米，头戴莲花冠，深目高鼻，背有佛光，右手结怖魔印，左手握净水瓶，脚穿靴。左下方有一犬弓身回首，项系铃。左上有榜题“紫石云中，信境兰若”两行，落款为“盛德四年六月七日造像施主工匠金榜杨天王秀”。榜师像是一副赞美环境的联句，意思是如同云霞一般的紫石崖，是信徒修行的寂静场所。款识则说明了造像的年代和工匠姓名：盛德系大理国国王段智兴的年号，盛德四年与“阿央白”题记的年代一致。工匠为信徒杨天王秀。白族自古有冠姓三字名的习俗。大理国时期佛教鼎盛，因而流行在姓和俗名之间加个佛号。“杨天王秀”中的“天王”属于佛号，这就是当时典型的白族人名。

关于此尊梵僧造像，还有一段有趣的历史。有人将这尊造像称为“酒醉鬼”，这是将其手中所握的净水瓶当作酒瓶而编造的戏谑之说。但是，在这引人一笑之中却忽略了这尊造像重要的历史价值。此尊实际上应为“梵僧观世音菩萨”的造像是南诏大理国所盛行的佛教密宗阿吒力教派的重要证据。不少史料表明南诏大理国崇信的佛教来源有中原汉地、西藏吐蕃和印度等多种渠道，但以直接从印度传入的密宗阿吒力教派影响最大。

《新纂云南通志·宗教考》记载：“唐宋间传至云南佛法不止一宗派，而以阿吒力教为盛。阿吒力者，瑜伽秘密宗也，蒙段时期此教最盛。”到大理传教者中不乏有名有传的印度僧人，《康熙剑川州志》记载：“赞陀崛多尊者，唐蒙氏时自西域摩伽国来，经剑川遗教民间，悟禅定妙教，曾结庵养道。”赞陀崛多是印度摩伽国瑜伽密宗教主，即著名的密宗阿吒力僧人，他于保和十六年（公元８４０年）到大理地区传授密宗教法，鹤庆玄化寺就是他所开设的密宗道场之一。南诏王劝丰佑对他极为信任，把妹妹越英嫁给他（阿吒力僧均有家有室），并封其为“国师”。到世隆时期，密宗阿噬力教被奉为了南诏“国教”，该教派在白族地区直到明代仍很流行，迄今在石宝山区仍有活动。当今国内国学术界所称的“滇密”就是指白族地区的密宗阿吒力教派。这是该造像所印证的历史之一。第二是这尊深目高鼻的梵僧还带着一只狗，说明他不是一般的梵僧，而是梵僧观世音菩萨。南诏中兴二年所绘制的《南诏图传》中“观音幻化，南诏立国”的故事，以及《白国因由》一书中所讲的观音十八化的故事中的梵僧观音都是这样一位男性形象，多数还有胡须，身边都带着一只狗。从南诏以来，这位梵僧一直被称为“建国梵僧观世音菩萨”。这又说明了白族地区至今很多寺庙中依然供奉着带一只犬的观音老爹形象的由来，也是学术界研究“滇密”的一项重要实物依据。

其三为位于狮子关箐底的“波斯国人”造像，编号第１１号窟，为一拱形浅龛，高１.１米，宽０.９米。刻一立像人物，面部残损不清，但可辨深目高鼻，头戴半弧形冠，左手在上，右手在下，好像握着一根上端细而下端粗的树干，脚穿靴，呈八字形。在像右侧的龛壁上刻有“波斯国人”四个大字。关于这位波斯国人的研究，学术界也有着一段有趣的争论。原因是在亚洲的中古史上，“波斯”并非专指伊朗高原的古波斯国，至少有三个国家古代都称波斯：一是西亚波斯，即今之伊朗；二是西南海波斯，亦名苏木都剌国，即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部；三是印缅交界的“波刺斯国”亦称拘萨罗国。作第三种解释的人认为此窟造像应为枸萨罗国的波斯王——与释迦牟尼同时的佛教始祖“钵罗犀那时多”。

反对此种说法的人认为佛教从印度、吐蕃传入大理时，这位波斯王已开离人世１０００多年，根本沾不上边。他们主张，这位波斯国人就是西亚波斯（即现代的伊朗）人。因为唐宋以来不少伊朗的穆斯林从海上的“香料之路”和西南“丝绸古道”入滇，他们或来朝贡，或来经商，《南诏野史》对此也有记载。因此他们认为此窟所雕刻的波斯国人就是来自伊朗一带的穆斯林贡使或商人，雕像手持的树干亦应是伊斯兰的“尔撒棍”，用以履笔拜功之用。学术界的争论虽然还没有定论，但无论哪种说法都说明早在南诏大理国时期，大理地区就已经和西亚、东南亚有着密切的交往。“波斯国人”的雕像正是古代大理对外开放、与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