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侯乙墓

曾侯乙墓是战国早期曾侯乙的一座墓葬，位于湖北随州城西两公里的擂鼓墩东团坡上。曾侯乙墓呈“卜”字形，墓坑开凿于红砾岩中，为多边形岩坑竖穴木椁墓。无墓道，南北向，墓坑南北长16.5米，东西宽21米，深13米，面积为220平方米。此曾国与史书中的姬姓随国一国两名，始祖为赫赫有名的周朝开国大将军南宫适（括）。曾国是西周初期周天子分封镇守南方的重要邦国。墓中随葬以九鼎八簋（guǐ，音轨）和编钟、编磐为主的礼乐器，遵守了周代诸侯的身份，九鼎八簋应为天子使用，诸侯应使用七鼎六簋，反映出先秦社会严格的礼乐制度在后期已经出现裂缝，以及人们对天地、神明和祖先的敬畏。十二律俱全的64件青铜双音编钟（不包括楚王所送镈钟）、玲珑剔透的尊盘和完整地书写二十八宿（xiù，音秀）名称的衣箱等，体现了先秦时期中国在艺术、技术、天文等方面的极高成就。其中出土的曾侯乙编钟是迄今发现的最完整最大的一套青铜编钟。

中文名

曾侯乙墓

外文名

Tomb of Marquis Yi of Zeng

年    代

战国早期

所在地

中国湖北省随州市

面    积

220平方米

发掘年代

1978年

出土文物

曾侯乙编钟、青铜尊盘、冰鉴等

门票价格

40元 

开放时间

8：00-17：00

历史背景

湖北随州，扼北进中原之门户，历来是兵家必争之要地。在春秋战国时期，它是楚国问鼎中原必经之处，从地势看，随枣走廊和南阳盆地作为当时南北要冲，又是华夏北方中原文化与南方楚文化交汇之地。战国时，这里曾存在过一个小诸侯国——曾国，由于它实在太渺小，以至于在留存至今的史籍中完全找不到对它的记载。然而，随着1978年曾侯乙墓的开启，小小曾国开始在2000多年后名扬四海。墓中共出土各类随葬品约15404件：青铜器宛如刚放入地下，漆木器鲜妍如新，竹简墨迹清晰，尤其是配套完整的编钟、编磬等乐器更是世所罕见。曾侯乙墓出土的以编钟为代表的万件文物，以在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上的辉煌成就而震惊世界，作为墓主人的曾侯乙也因而备受世人关注，然而曾侯乙史籍无载。曾侯乙墓万件文物中以车马兵器最多，其种类之全、数量之众、综合功能之强，前所未见。其中射远兵器居多，长杆兵器尤为特殊，且有极为罕见的矛状车軎，这些都是用于车战的武器装备，说明曾侯乙是一位擅长车战的军事家和指挥官。曾侯乙墓随葬数量庞多的乐器，钟磬铭文中有大量乐理乐律铭文，显示了曾侯乙生前对于乐器制造与音律研究的重视程度。墓内还有大量铸造极精的青铜器珍品，及绘画、雕塑艺术、书法精品，并且大量文物并非冥器，而是曾侯乙生前所用之物，多为他亲自督造，说明他兴趣广泛，具有多方面的才华和较高的艺术鉴赏力。

墓葬结构

曾侯乙墓整个椁室由底板、墙板、盖板共171根巨型长方木铺垫垒迭而成，使用成材楠木达500立方米。木椁顶面及四周填塞防潮木炭6万公斤，木炭之上努筑青膏泥、白膏泥，上面盖铺石板，再努筑五花土直达墓口。曾侯乙青铜架楠木彩绘主棺（分内、外棺）重达7000公斤，椁内分作东、中、北、西四室。墓主居最大的东室，曾侯乙木棺，双重，尸体由多层丝织物包裹，墓主45岁左右。外棺有青铜框架，内棺外面彩绘门窗及守卫的神兽武士。东室放置主棺一具、陪棺八具；西室放置陪棺十三具；北室放置兵器、车马器及竹简；中厅大约是墓主人的音乐室、礼宾接待厅，内置大量礼乐器；在东室通往中厅的门洞处置放狗棺一具。地宫东西长21米，南北宽16.5米，距地表深13米，面积为220平方米。曾侯乙青铜架楠木彩绘主棺（分内、外棺）重达7000公斤，另有彩绘陪棺21具。陪葬者均为13-25岁女性。

挖掘过程

湖北省随州城西北约2千米处的擂鼓墩依山傍水，是绝佳的风水宝地。传说在战国时期，楚庄王为平息宰相斗越椒的叛乱，亲自在此擂鼓，指挥军队作战，将士奋力搏杀，一举而平叛乱。因为这场恶战，擂鼓墩的名字流传至今。1978年2月底，随县（今随州市）城郊一座小山包上，武汉空军某部雷达修理所在擂鼓墩东团坡一带扩建厂房，开山炸石，红砂岩炸出一大片褐色的土层，前来视察工作的厂领导郑国贤怀疑是一座大型古墓。3月10日，联合勘探小组成立。19日，时任湖北省博物馆副馆长兼考古队队长的谭维四连同两名技术人员赶到现场。3月20日起，考古人员开始对该墓葬进行钻探发掘。他们手持探铲，向地下打孔探测，随着探孔越来越多，墓坑的范围也越来越清楚。探测表明，墓坑东西长21米，南北宽6.58米，总面积220平方米。单就椁室而言，就有190多平米，比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大6倍，比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墓大14倍，比出土越王勾践剑的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大8倍。这样大的木椁，在当时的中国尚属首例，这种构筑在岩石上的岩坑竖穴墓，在南方还是第一次发现。果然不出所料，经过初步勘探，发现墓坑上层已经遭到了严重破坏，且有地下水溢出来，已经无法进行原封不动地保护了。谭维四建议立即动手发掘，以最大限度抢救文物，这一建议得到认可。然而更为揪心的情况发生了，勘探人员在墓坑中部偏北的位置发现了一个面积大约0.5平方米的盗洞，古墓中的文物会不会荡然无存了呢？沉重的疑问夹着几许绝望笼罩了现场的工作人员。谭维四带领队员们对盗洞进行了认真清理，发现里面灌满了淤泥，还有几块散碎的石板，这又是一个不好的征兆，说明这座古墓已经进水了。现场的很多人都泄了气，认为这已经是一个没有发掘价值的古墓，里面的文物极可能遭到盗掘和水蚀，很难保存完好了。但是谭维四坚持挖掘，在他的极力主张下，勘探小组向上级提出发掘申请，得到了湖北省委和国家文物局的批准。经过将近2个月的筹划和准备工作，1978年5月11日，曾侯乙墓的发掘工作正式开始。随着墓坑的残存填土被完全清除后，覆盖坟墓的47块巨型石板完全显露出来。考古工作者动用大型吊车揭开石板，发现石板之下是厚约250厘米的夯土，夯土下又有一层10厘米～30厘米厚的青膏泥，青膏泥下又是一层厚厚的木炭，这层厚厚的木炭，总量达到6万千克。5月22日，木炭被清除完毕，墓室上层的椁板暴露无疑。考古工作者动用大型吊车揭开石板，只见椁室内一片浑水，水面上漂浮着几具木棺。在抽水的同时，为防止木棺将下面的陪葬品砸坏，又动用起重机将漂浮的木棺一一吊出来。打开棺盖，里面是一些女性的遗骨，年龄在13岁～25岁之间。这样的女尸，整个墓穴一共有23具。经专家认定，这些女尸应该是为墓主人陪葬的人殉，近年来也有学者认为这些女子就是平日为墓主人曾侯乙演奏歌舞的乐工。随着水位一点点下降，人们发现这是一个竖穴木椁墓，掘于红色沙砾岩之中，平面为多边形，没有墓道。墓坑东西长21米，南北宽16.5米，深度在13米以上。木椁共有12道椁墙，椁高3.1米～3.5米，由171根长条木板垒成，达380立方米。墓室按方位分东、中、西、北四室，均为长方形，中、北、东三室宽度一致，均为4.75米。东室放置主棺，棺有内外两层，皆为木质。外棺镶有青铜框架，长3.2米，宽2.1米，高2.19米，重达3.29吨。顶部棺盖上分布着12个铜钮，棺盖青铜框架由2根纵梁和4根横梁卯榫接合而成。棺壁以透雕、浮雕、圆雕等技法雕饰花纹，有云纹、三角形纹等，尤其以龙纹变化复杂，色彩艳丽，对比强烈，线条流畅。更为奇特的是外棺一侧下方开一门洞，有人猜测，这也许是为了让棺内之人的灵魂能够自由出入而特设的。内棺长2.49米，头宽1.27米，足宽1.25米，高1.32米，用木板接榫而成。内棺两侧的图案极为别致，中间绘有对开的格门，围绕格门的上下左右，绘有龙、蛇、鸟、兽等形象，内容诡秘神奇，图像总计900多个。门两侧绘武士，头生双角，躯体像鱼又像兽，手持双戈戟，两眼凝视前方。有人说，这大概是绘制者想象的阴间兵士的形象，希望他们的国君死后在阴间有兵士站岗护卫，保护其安全。棺面上绘制的神兽长着鹿一样美丽的角，却有鹤的长颈和翅膀。在中国古代，鹤和鹿都是吉祥的动物，神仙经常乘坐仙鹤飞翔。也许，这个鹿角立鹤就是准备驮着主人升天的神鸟。经初步鉴定，棺内装殓的正是此墓的主人，男性，身高1.61米～1.63米。结合出土于主棺旁的一件刻有“曾侯乙之寝戈”铭文的戈，可以断定棺内之人是战国时期曾国的诸侯，名“乙”，因此称之为“曾侯乙”。而此件短戈，就是曾侯乙寝宫守卫所使用的武器。墓的中室放置随葬的礼器和乐器。最开始，考古队员们是在积水面上惊喜地发现3个木架上分别挂着3组青铜铸造的编钟。木架下面还有几层，水下会不会有更多更大的编钟呢？谭维四判断，椁室深3.3米，现在刚刚露出1米左右，下面还有2米多深的积水，水下肯定有支撑物。透过水面的波光，他隐约看到了巨大的影子。由于担心钟架失去平衡造成倒塌，谭维四下令放慢抽水的速度。时间一点一点地流逝，众人焦急而兴奋地注视着逐渐下降的水面。5月24日，多件甬钟出土，第二层居中钟架上有20多件，南架上有9件，西架上有15件。5月25日，第三层编钟架上露出大型甬钟，而西北架上的铜人也从泥中挖出。至此，一套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编钟终于全部露出了真面目。整个钟架由几个铜人支撑，铜人双手上举，腰佩铜剑，双目平视前方，神情平静从容，做工精细，栩栩如生。西室置殉葬人木棺13具，北室放置兵器及车马器等。四间墓室共出土礼器、乐器、漆木用具、金器、玉器、兵器、车马器和竹简约15404件，许多器物造型奇特，形象逼真，纹饰华美，充分体现了南方楚文化与北方中原文化在随地交融汇通的特点。

出土文物

墓中共出土礼器、乐器、漆木用具、金玉器、兵器、车马器和竹简15000余件，仅青铜器就共计6239件。其中曾侯乙编钟一套65件，是迄今发现的最完整最大的一套青铜编钟。青铜礼器主要有镬鼎2件、升鼎9件、饲鼎9件、簋8件、簠4件、大尊缶1对、联座壶1对、冰鉴1对、尊盘1套2件及盥缶4件等。经鉴定，使用了浑铸、分铸、锡焊、铜焊、镶嵌、铆接、熔模等青铜器制作工艺，说明战国时期南方楚地的青铜冶炼技术同样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其中尊盘系用先进的失蜡法铸造，表现出战国时期青铜冶铸业所达到的高水平。先秦时代，对礼器的使用是有严格规定的，其中又以鼎的使用为核心内容。天子用鼎数最多，为九鼎，诸侯七鼎，大夫、士人又逐层递减。曾侯乙墓中有镬鼎2件、升鼎9件、饲鼎9件、簋8件，明显僭越了诸侯能享有的鼎数，已近于天子之制。这表明在曾侯乙生活的时代，自商周以来的礼乐制度已经遭到破坏，出现了礼崩乐坏的现象。

曾侯乙编钟

钟在我国商朝时就已出现，最初只有3到5枚，到周朝增到9至13枚，战国时发展成61枚。人们按钟的大小、音律、音高把钟编成组，制成编钟，演奏悠扬悦耳的乐曲。迄今为止，中国的考古发掘中共有40多套编钟出土，但数量最多、保存最好、音质最高的则非曾侯乙编钟莫属。整套编钟数量之多，做工之精细，气魄之宏伟，令人惊叹不已，堪称战国时期青铜乐器的巅峰之作，被誉为“国之瑰宝”。从音效上看，编钟所用青铜是以高纯度的铜、锡、铅按一定比例冶炼而成，钟壁厚度、钟的形制的设计，都达到了完美极至、无可挑剔的地步，如此才保证了编钟绝佳的音响效果。全套钟以人、兽、龙、花和几何纹为装饰，采用圆雕、浮雕、阴刻、彩绘等多种技法，以赤、黑、黄诸色映衬青铜本色，庄重肃穆，精美壮观。有学者对曾侯乙墓的出土文物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认为曾侯乙墓编钟是科学技术史上一项最早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完备的技术体系和丰富的工程技术语言，具有世界一流的铸造技术。它不仅是中国古代科技与艺术完美结合的真实写照，而且为科技未来的发展作出楷模。曾侯乙编钟共65枚，其中1枚是战国时楚惠王赠送的镈，称“楚王熊章镈钟”。该钟通高92.5厘米，重134.8千克，腔体呈扁椭圆形，与其他64枚钟最明显的不同点，在于钟口平整。钟体顶部为蟠龙式复式钮，由上下2对蟠龙对称组成，上面1对蟠龙形状较小，引颈对衔，下面1对蟠龙形体较大，回首卷尾，形象惟妙惟肖，生动传神。钲部两侧以浅浮雕龙纹为衬，每一部分铸有5个圆泡形饰，圆泡凸面上亦浮雕龙纹。钲间铸有31字铭文：“隹（惟）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阳，楚王熊章，作曾侯乙宗彝，奠之于西阳，其永持用享”。大意为楚惠王五十六年（前433），楚惠王在西阳接到了曾侯乙去世的消息后，在西阳遥祭他，并为他铸造了这件镈钟，以供其永享。这段铭文不仅说明曾国和楚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而且为曾侯乙墓的断代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据此，曾侯乙死亡的最可能时间为公元前433年。而对曾侯乙尸骸进行碳－14测定后，也表明其死于公元前433年～公元前400年，死时约42岁～45岁。据《史记卷四十·楚世家》记载，楚昭王十年（前506），吴王阖闾和其胞弟夫概率兵攻打楚国，大获全胜，最后攻破楚国的都城郢。破城之时，楚昭王逃走，奔至云梦泽时，被吴军射伤。楚昭王逃到郧国，郧国国君的弟弟认为楚昭王不仁不义，要杀他。于是楚昭王又急忙逃到随国，吴王阖闾随后率兵而至。随侯紧闭城门，调兵遣将，严阵以待。吴王阖闾在城下对随侯说，周天子的子孙，分封在江汉流域的都被楚国灭掉了，随国迟早也会被楚国灭掉的，你还是早点把楚王交出来，让我杀掉他。随侯坚决不肯，说：“随国与楚国世代友好，你不要再说了，楚昭王不在随国，他已经逃走了。”吴王没法，只好带兵离开了随国。楚昭王由此逃过一劫，心中充满了对随侯的无尽感激。随后楚国援军秦军赶到，大败吴军，夫概见大势已去，撤兵归国，自立为王。吴王阖闾得知这一消息后，慌忙带兵离开郢都回到吴国。楚昭王回国复位，下令楚、随世代钟友好，不相攻伐。有专家判定，随国其实就是曾国，随侯就是曾侯乙的先辈。由此我们不难想象，楚昭王的儿子楚惠王熊章，为了报答曾侯乙先人的救父之恩，特意将这枚精美的镈钟送给曾侯乙，以示友好。编钟分八组，共分三层悬挂在铜、木做成的钟架上。钟架全长10.79米，高2.73米，由六个佩剑的青铜武士和几根圆柱承托着。编钟分上中下3层，形制各异。最下一层由12枚长乳甬钟和1枚镈钟组成，分成2组悬挂，其中9枚悬挂在倒趴着的虎形兽上面；中间一层33件，分3组悬挂，有短枚甬钟1组11件，无枚甬钟1组12件，长枚甬钟1组10件；最上一层19件，称“揭钟”。横向看，从左到右编钟依次增大；纵向看，由上而下依次增大。悬挂方式亦不相同，上层为插挂，以插销入钟钮；中层为钩挂，挂钩为框架钩和焊钩2种；下层环挂，挂钩分趴虎套环和双杆套环2种。六十五枚编钟的总重量达3500千克，其中，最大者通长153.4厘米，重203.6千克，它的重量、体积在编钟中是罕见的。钟上大多刻有篆体铭文，钟、架、钩上共有铭文3755字，内容为编号、记事、标音及乐律理论。甬钟刻有记事铭文，均为“曾侯乙乍时”5字，标明编钟为曾侯乙所拥有和享用。上层十九枚钟的铭文较少，只标示着音名，中下层四十五枚钟上不权标着音名，还有较长的乐律铭文，详细地记载着该钟的律名、阶名和变化音名等。标音铭文不仅标示了该钟的悬挂位置，亦标明了敲击的部位及其发音的名称。整套编钟有律名28个，阶名66个，构成了十二半音称谓体系。通过这些铭文，可知各诸侯国所用律名并不相同，更可清楚地辨析曾国与楚、晋、齐、申、周等国律名的对应关系。钟铭所载内容，绝大多数闻所未闻，简直就是一部不朽的中国古代乐律理论典籍。这些铭文，便于人们敲击演奏。曾侯乙编钟音域宽广，有五个八度，比现代钢琴只少一个八度。钟的音色优美，音质纯正，基调与现代的C大调相同。考古工作者与文艺工作者合作探索，用此钟演奏出各种中外名曲。通过对墓中出土文物进行综合分析，专家认为这套编钟的击奏工具共有8件，并复原出了演奏时的场景。其中6件为“7”字形木槌，演奏时由3名乐工各执1对，分别掌奏中层的3组钟，并兼顾上层钮钟，主奏旋律。另外2件击奏工具为彩绘撞钟大棒，长215厘米，粗6.6厘米，演奏时由2名乐工分别执掌，主奏下层大钟，配以和声。演奏时，乐工们必须面对国君，且奏且歌且舞，表现出了高超的演奏技艺。

四龙曾徽

“四龙曾徽”是1978年出土于随州曾侯乙墓中的珍贵文物之一。能够创造出世界音乐史奇迹的“编钟”之国，其国徽同样富裕美感和艺术享受。某曾姓教授曾说：“此徽的设计独据一格。与一般古文不同。它集聚了文字与美术雕刻的美于一体。这四条龙，以阴刻与阳刻的雕刻手法分为两组。各组中的龙，眨看形态相似。相互倒影。但细看，各龙的姿式却各有所异。更难得的是无论将其正置或倒置，都能看出“曾”字”。

十六节龙凤玉佩

十六节龙凤玉佩1978年出土于湖北省随州市西北郊擂鼓墩曾侯乙墓东室墓主棺内。全长48厘米，宽8.3厘米，由13片镂空的各种形式或图案的玉片及24个圆环、半圆环或方扣连接而成。其中有4个银挺玉插入，拆卸银挺玉之后便成为5块长度不同、环片多少不等的连环玉佩。折叠起来便形成一块玉团状。第1块玉有二片二环，第2块玉有三片六环，第3块小玉仅有二环，第4块玉有三片四环，第5块玉有五片六环。此玉佩经过精心周密设计之后加工而成。第一块玉上下片以自身凸出的玉环连成一体，上片近方形夔龙，下片是四角出夔凤的涡文环；第二块玉最上层一片镂四个勾连活环，第二片是半椭圆形镂空变相夔龙纹环，第三、四片琢成腰圆形片，均以十字间隔，每一空间内饰镂空涡纹；第三块小玉琢成饰以蛇纹的扁方形扣，中间一素环勾连一夔龙环；第四块椭圆形玉7.3厘米宽，上下两层腰圆玉片均为镂空螭虎纹，各琢镂二个固定的半圆环与侧面出脊角的扁方二孔扣环连接，扣环饰夔龙纹；第五块玉最上的方形玉片为镂空夔龙纹,上下镂二方孔，与其下之镂空二夔龙、二蛇纹扁方孔玉片相连，再其下是以二环连接的尖首玉片，宽 8.1厘米，饰镂空蛇首纹，最下方的玉片为镂空螭纹，有固定的半圆环。此佩纹饰均用隐起阴线琢法，起伏自然顺理，琢工精巧妩媚，是迄今发现的多节活动链状玉佩中最长、最精美的一件，堪称战国玉雕中的瑰宝。曾侯乙墓还出土一件四联玉饰与此佩相似，如果用银铤插销玉环可以将四联玉饰与此佩连结起来。此佩的功能和定名依旧存有不同意见，一种看法是用作佩饰,另一种看法是联系同时出土的小件玉鸟禽。认为是冠上装饰，即冠缨。

尊盘

尊高33.1厘米，口径25厘米，盘高24厘米，宽57.6厘米，深12厘米。尊敞口，呈喇叭状，宽厚的外沿翻折，下垂，上饰玲珑剔透的蟠虺透空花纹，形似朵朵云彩上下叠置。尊颈部饰蕉叶形蟠虺纹，蕉叶向上舒展，与颈顶微微外张的弧线相搭配，和谐又统一。在尊颈与腹之间加饰四条圆雕豹形伏兽，躯体由透雕的蟠螭纹构成，兽沿尊颈向上攀爬，回首吐舌，长舌垂卷如钩。尊腹、高足皆饰细密的蟠虺纹，其上加饰高浮雕虬龙四条，层次丰富，主次分明。盘直壁平底，四龙形蹄足口沿上附有四只方耳，皆饰蟠虺纹，与尊口风格相同。四耳下各有两条扁形镂空夔龙，龙首下垂。四龙之间各有一圆雕式蟠龙，首伏于口沿，与盘腹蟠虺纹相互呼应，从而突破了满饰蟠螭纹常有的滞塞、僵硬感。出土时尊置于盘内，两件器物放在一起浑然一体。尊是盛酒器，盘一般作水器用，二者合为一器，尊内盛掺有香草汁的酒，祭祀时酌以献尸，宾礼时酌以饮客。整套器物纹饰繁缛，穷极富丽，其精巧达到先秦青铜器的极点。尤其是器上镂空装饰，透视有若干层次，系用失蜡法铸造，即先用蜡做模，模外做范，加热烘烤使蜡模融化流失，使整个铸件模型变成一个空壳，再将青铜溶液浇灌至空壳内，就可铸成所需的器物。这一发现，证实了在二千四百年前的战国早期，中国的失蜡法铸造技术已经达到极高的水准。尊和盘均铸有“曾候乙作持用终”铭文。

编磬

青铜错金磬架，通高109厘米、宽215厘米，由一对圆雕怪兽及其头上插附的立柱为虡，两根圆杆作横梁，呈单面双层结构。兽顶插附的立柱从腰、顶两处与横梁榫接。横梁底等距焊铸铜环，以串钩挂磬。磬架施线条流畅的错金云纹。青铜错金磬架，其磬架之精美、磬块之众多、编悬之明确、配件之完备，在考古发现的乐器中独一无二。32块磬系用石灰石或大理石磨成，形若倨句，大小有异，分为两层四组。最大者：鼓博10.8厘米、鼓上边32.4厘米、鼓下边27.5厘米、股博13.5厘米、股上边22.3厘米、股下边21厘米、厚2.68厘米，倨句163度。最小者：鼓搏4.9厘米、鼓上边7.6厘米、鼓下边6厘米、股博5.7厘米、股上边6.6厘米、股下边5厘米、厚1.4厘米，倨句155度。一磬虡兽舌上有“曾侯乙作持用终”铭文。磬上刻有（其中有少量为墨书）编号和乐律铭文，计708字，意与曾候乙编钟铭辞相通。经复原研究，知其音域跨三个八度，十二半音齐备。音色清脆，独具特色。同出有铭磬匣3具，彩绘磬槌两件。演奏时，需由1人双手执磬槌，跽地而击。

鹿角立鹤

鹿角立鹤，鹤长喙上翘呈钩状，引颈昂首伫立，两翅展开作轻拍状，通高143.5厘米、鹤高110厘米。拱背，垂尾。鹤首两侧插有两支铜质鹿角形枝杈。鹤的头、颈和鹿角上有错金几何纹饰，其它部位有铸成和镶嵌的云龙纹。此器造型别致，是一件独具风格的青铜工艺精品。鹤和鹿是长寿和吉祥的象征。把鹿角插入鹤头，将二者置于一身，可称之为“瑞鹤”。古人把仙人乘车叫“鹤驭”、“鹤驾”。此器出于墓主人棺侧，可能反映了死者成仙升天的思想。

大尊缶

尊缶为古代盛酒器，通高124.5厘米、口径48.4厘米、足径69厘米，重327.5千克。这件大尊缶是目前所知我国先秦酒器中最大、最重的一件，堪称“酒器之王”。它不但拥有足以傲视同类的巨大体型，而且在纹饰上也极尽精美，器表由细密复杂的涡纹、重环纹、蟠螭纹、綯纹、雷纹、蕉叶纹、带纹、蟠蛇纹等构成，花纹花式统一，线条整齐划一。大尊缶出土时，里面还存有酒液。历经二千四百多年没有泄漏，可见缶的密封性之好。这件大尊缶不仅为我们了解曾国的人文历史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而且也让人感受到了当时贵族的豪饮之风。

联禁铜壶

壶为敞口，厚方唇，长颈，圆鼓腹，圈足。左壶通高99厘米、口径33.8厘米、盖罩径53厘米、底径40.6厘米、重106公斤；右壶通高99厘米、口径32.6厘米、盖罩径53厘米、底径40.6厘米、重99公斤，铜禁长117.5厘米、宽53.4厘米、高13.2厘米、重35.2公斤。壶盖有衔环蛇形钮，盖外沿套装勾连纹的镂孔盖罩。壶颈两侧各有一攀附拱屈的龙形耳。器身饰蟠螭纹和内填蟠螭纹的蕉叶纹等。两壶内壁均铸有“曾侯乙作持用终”铭文。禁面有两个并列的中空圆圈，以承放大壶圈足。禁的长边各有二兽足。兽口部和前肢衔托禁板，后足蹬地。禁面和侧面均饰蟠螭等纹饰。铜禁出土不多，迄今为止国内外仅见4件。在湖北省是首次发现。

青铜冰鉴

这是古代用以冰（温）酒的器具，通高61.5厘米、边长62厘米、重170公斤。它由内外两件器物构成；外部为鉴，鉴内置一尊缶。鉴与尊缶之间有较大的空隙，夏天可以放入冰块，冬天则贮存温水，尊缶内盛酒，这样就可以喝到“冬暖夏凉”的酒。鉴和尊缶均饰以变形蟠螭纹、勾连纹和蕉叶纹等，并均有“曾侯乙作持用终”铭文。此器结构复杂，造型奇特，工艺精湛，是一件具有特殊用途的大型酒具。同时出土两件，造型、纹饰、大小均同。

云纹金盏

云纹金盏，盏通高11厘米、口径15.1厘米、重2156克，匙长13厘米、重56.45克。直口，方唇，浅腹，平底。三个凤首形矮足。腹上部有两个对称的环耳。盖略大于盏口，盖沿有三个等距离的外卡。盖顶有一个圆形捉手。盖面和盏口下饰云纹、绹纹、勾连雷纹、蟠螭纹等。盏内放置金漏匙一件，方柄圆身，器身镂空变形龙纹。至迟到商代时，我国就出现黄金制品，但多为一些片饰。而此盏是仿铜的金制容器，反映了墓主人的特殊身份。这是目前所见我国先秦金器中最大最重的1件。

其它

墓中还出土了编磬、鼓、瑟、笙、排箫等大量乐器，为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排箫、篪、琴（十弦琴、五弦琴）都是首次发现的几种早已失传的乐器。世界上不少民族都有排箫这种乐器，曾侯乙墓的2件排箫均是由13根竹质箫管编排而成，长短有序的箫管使得其形状象鸟展开的单翼。专家对这2件古排箫进行了测试，其中1件有七八个箫管能够吹奏出乐音，音阶结构已超出五声。篪是一种竹质横吹管乐器，源自民间，后世逐渐失传。篪在周代常与埙一起演奏，战国时作为大型宫廷乐器之一，每当有神祀与宴飨活动时，宫廷乐工们将编钟、编磬、建鼓、排箫、笙、瑟等乐器一齐奏响。古文献中对篪的记载有出入，如《广雅》说篪8孔，《周礼·郑玄注》云篪7孔，《乐书》中说篪为6孔，如此混乱的记载，使今人难以准确详细地判定其形状。曾侯乙墓出土的2件篪解决了这一困惑。2件篪分别长29.3厘米和30.2厘米，都是用1节竹管制成，两端管口封闭，管身开有1个吹孔、1个出音孔和5个指孔。管身通体髹以黑漆，以朱、黄色绕管身描绘出彩线花纹。根据曾侯乙墓篪，专家们成功地做了1件复制品，用复制品篪演奏，可吹奏出超出1个完整的五声音阶，加1个变化音，音色别有韵味。笙是自古至今沿用着的一种管乐器，《诗经·小雅·鹿鸣》曰：“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可见笙与瑟是经常配合使用的乐器。曾侯乙墓出土的笙，可以分为十二簧、十四簧、十八簧3种，均用匏斗、芦竹笙管、芦竹簧片制成。笙簧因音频高低而大小不一，框与舌间的缝隙细如发丝，做工十分精细。经专家试奏，其声音婉转低回，古朴典雅，细腻迷人。战国至秦汉之际，盛行“竽瑟之乐”，曾侯自然也不例外。不过，曾侯乙墓出土的瑟，其弦已腐朽，但瑟身依然保存完好，长167.3厘米，首宽42.2厘米，尾宽38.5厘米。瑟首端有1个长岳山，尾端有3个短岳山，张弦25根，另有木质瑟柱置于弦下。从其仿制品的演奏中，可品味其原有的浓郁韵味。出土的一件漆木衣箱盖上，画面中央以篆书书写一个“斗”字，古朴苍劲，四周按顺时针写着二十八宿名称，二十八宿东侧绘有一龙，西侧绘有一虎，关于“斗”字与环绕其周围的二十八宿名称，有专家指出，画中的“斗”字代表着北斗星，将其画在中央，表明地位突出，正反映了古人对北斗星的崇拜。二十八宿东侧绘有一龙，西侧绘有一虎，这与传统天文学中的东方苍龙、西方白虎正好对应，是考古发掘中所见年代最早的将北斗、青龙、白虎与二十八宿配合的实物，也是中国迄今发现的关于二十八宿全部名称最早的文字记载，说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创立二十八宿体系的国家之一，表明至迟在公元前5世纪初，中国就有了完整的二十八宿体系。曾侯乙墓天文星象图的出土，使得当时已经定稿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卷》相关内容不得不重新修改，这一发现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曾侯乙墓的北室是兵器库及车马室，出土兵器数量之多，品种之繁，也反映了墓主人的不凡身份。兵器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殳。对于殳，历代典籍多有记载，可惜都比较简略。历经千载岁月，沧海桑田，后世竟然未有先秦“殳”的实物或图形传世，使得后人难以知道它的真面目。殳，有的史书上也称作“杵”或“杖”，是先秦时代一种木或竹制成的长柄兵器，不但可用于防身自卫，还可用于装备军队战车。一般认为殳是由原始社会中狩猎用的竹木棍棒发展而成。《尚书·武成》中有“血流漂杵”，“杵”就是商代士兵所使用的殳，那时的殳一般是用一根坚实的木棒制成。周朝把殳列入“车之五兵”之一，是用于实战的兵器。《诗经·卫风·伯兮》曰：“伯也执殳，为王前驱。”《周礼》曰：“殳以积竹、八觚，长丈二尺，建于兵车。”又曰：“季秋之月……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从其记载可知殳的形制及其用途，五戎即五种兵器：戈、殳、戟、酋矛、夷矛，殳为其一。《考工记》也记载了“车之五兵”是戈、殳、戟、酋矛、夷矛，分别插在战车上的固定位置，供士兵在作战时使用，这样可以长短兼备，远近结合。关于殳的形制与尺寸，据《考工记》记载“殳长寻有四尺”，东汉人郑玄注曰“八尺曰寻”，由此可见殳的长度为一丈二尺，即约3米。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争霸，殳的使用更加广泛。据史书记载，城濮之战时，晋军临战前“遂伐其木，以益其兵”。而且随着车战的流行，殳也在改进，出现了青铜和铁制的殳，殳柄为竹木混合制成，呈八棱柱形或圆柱形，柄端安有青铜或铁制殳头，在柄尾安装有起保护作用、使柄尾经久耐用而不开裂的细长铜或铁帽，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六韬·军用篇》有“方首铁”的记载，“方首铁”就是方形铁头的殳。《吕氏春秋·贵卒篇》也有关于中山国的力士穿着铁甲、手持铁杖作战的记载，这里的铁杖，应该就是殳的变体。春秋战国时期是殳作为典型兵器的辉煌年代。帝王或诸侯出巡时，前导勇士也执殳开道，即所谓“旅贲以先驱”。可见殳不仅是用于实战的兵器，也用于天子诸侯的仪仗。而从其发展演变看，殳作为实战兵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越来越演化为仪仗之器。秦始皇统一天下，秦军所向披靡，拥有数量庞大、质量精良的兵器。然而此时作为车战“五兵”之一的殳，其功用却悄然退化。从秦始皇兵马俑坑中出土的殳来看，全都是以青铜圆筒套的无锋刃的仪仗器。汉承秦制，在汉代的仪仗中，殳被称作“金吾”，铜制套头，两头镀金，御史大夫、司隶校尉等常常“执金吾”夹侍拱卫皇帝。汉代以后，随着车战淡出历史舞台，殳也悄然湮没。作为兵器的殳有没有刃呢？《毛诗传笺》曰：“殳长丈二而无刃是也。”《说文解字》曰：“殳，以杖殊人也。”段玉裁对其做注曰：“杖者，殳用积竹而无刃。”《考工记·庐人》唐贾公彦疏曰：“殳，长丈二尺，无刃，可以击订人。”这些记载给后人一种错觉，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人们认为殳是没有刃的棍棒，其实这种判断是完全错误的。早在春秋晚期，南方的楚、随、吴、蔡等国就使用一种带锋刃的殳，即在积竹木柄（由竹木混合制成的柄）的一端装一个呈三棱矛状的铜殳头，在另一端装一个有尖刺的铜箍，这样既可以刺杀，也可以砸击，威力颇大。这样形制的殳，在曾侯乙墓中也有出土。曾侯乙墓出土了多件带铭文的实战与礼仪用的殳，锐殳7件，晋殳14件。其中3件锐殳刃部较长，顶端有锋，呈三棱矛状，并在锋后装有带尖刺的铜箍，一侧刃上铸篆书“曾侯越之用殳”，是中国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出土自铭为“殳”的兵器，真正彻底解开了殳的形制之谜。晋殳两端无刃，仅有铜套。两种兵器的杆均为积竹木，以八棱形木杆为芯，每个棱面贴宽约1厘米左右的竹片，外面密缠丝线、革带、藤皮，表面髹以红漆或黑漆。杆通长329厘米～340厘米，粗2.8厘米～3厘米。墓中除殳外，还有戟、戈、矛、弓、盾、甲胄、箭簇等，几乎囊括了战国初期时所有的兵器种类。从数量上看，仅箭簇就有4500多件，被成捆地堆放着。2400多年前的曾侯乙，拥有如此多的兵器，可见他的封国应该有相当的实力，其本人也颇热衷军事。从这些出土的兵器上，尽可以想象英姿勃发的曾侯乙率领军队，驰骋疆场，金戈铁马，威武雄壮的场景。墓中出土金盏、金杯、金带钩及长达48厘米的十六节龙凤玉挂饰，是曾侯乙生前奢侈生活的具体写照。许多青铜器上有“曾侯乙乍（作持）”之类铭文，为判定墓主提供了证据。曾侯乙墓出土的漆器有220多件，是中原与楚地墓藏中年代最早也是最为精彩的，而且品类全，器型大，风格古朴，体现了华夏中原与楚交汇区域青铜文化的神韵。墓中还出土了大量的丝麻织品，由于年代久远而且长期浸水，都已经腐烂，但仍为研究战国早期的纺织工艺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通过检测丝纤维，可以看出当时已经注意蚕茧的选用，缫丝质量较之早期也有提高。墓中还首次发现了丝麻交织的纱袋，经线或丝或麻，纬线则全部用丝，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丝麻混织品。在出土的丝麻织品中，包括纱、绢、锦、绣等多种织物，其中首次发现了一种用夹纬使经线现出暗花的单层几何织锦，对我们了解商锦、周锦再到汉锦的发展过程和织造工艺具有重要价值。

历史价值

墓中随葬以九鼎八簋（guǐ，音轨）和编钟、编磐为主的礼乐器，遵守了周代诸侯的身份，反映出先秦社会严格的礼乐制度，以及人们对天地、神明和祖先的敬畏。十二律俱全的64件青铜双音编钟（不包括楚王所送镈钟）、玲珑剔透的尊盘和完整地书写二十八宿（xiù，音秀）名称的衣箱等，体现了先秦时期中国在艺术、技术、天文等方面的极高成就。曾侯乙墓出土青铜礼器是历年来我国出土青铜器数量最多、种类较全的一次。因发掘前未经扰动，真实地反映了墓主人享用器物的仪式，这在考古发掘中极为罕见。曾侯乙墓的青铜礼器的大体组合沿袭春秋时期的传统：鼎成序、簋成套、鬲成组、豆成对，盘、匜匹配。曾侯乙墓青铜器造型奇特、工艺精湛、纹饰华美的特点，采用了浑铸、分铸、等冶铸技术和平雕、浮雕、圆雕、透雕、错金、镶嵌、铸镶、铜焊、鑞（là，音腊）焊、铆接等多种工艺，集先秦青铜制造技术之大成，集中反映了我国当时先进的冶铸科学水平。曾侯乙墓出土地编钟、编磬（qìng，音庆）、建鼓、琴、瑟、笙、箎（chǐ，音尺）、排萧8种共125件乐器。其中编钟、编磬各1组，琴、筝、五弦各件，瑟5件，笙1件，悬鼓1件，还有建鼓、排箫、抱鼓等罕见乐器。用于击奏乐器的工具12件，各种乐器的构件、附件1714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出土时各种乐器基本位于原位，排列有序，真实地再现了战国时期乐器的组合情况。种类全，数量多，制作精，保存完好，其中其中不少乐器是新发现，为世界考古史上所仅则见。其中115件出自中室，用于演奏宗庙礼乐；另外10件出自东室，用于演奏房中乐（寝宫音乐）。这批乐器反映了公元前五世纪我国音乐文化的高度水平，是中国音乐史研究的珍贵资料。曾侯乙墓出土的漆木用具是先秦墓葬出土最多的；墓中出土的金盏重2156克，是先秦最重的金器；墓中出土了大量的玉器，其中小动物有牛、羊、猪、狗、鸡、鸭一类家禽家畜，似乎是祈祷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墓中出土的兵器包括戈、矛、戟（jǐ，音几）、殳(shū，音书)、弓、箭、盾、甲胄等，其中“殳”和多戈戟是考古发现中仅见或少见的兵器；墓中还出土了许多车马器，其中两件矛状车具是用于增强战车战斗力的新型车具；墓中出土的竹简，总计共6696字，是目前所见时代最早的竹简实物。曾侯乙墓展览陈列了该墓出土后最有代表性的文物，展现了2400年以前人们的精神世界和物质生活。

曾随之谜的破解

180多字铭文破解36年“曾随之谜”新华网武汉2014年10月21日电，“通过近几年在随州境内的文物考古发掘整理，我们接连发现了几段重要铭文，其中曾侯舆（曾侯与）编钟上的180多字的铭文清楚表明曾、随是同一个国家，破解了困扰史学界36年的‘曾随之谜’。” 这是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随州叶家山西周曾侯墓、文峰塔东周曾侯墓考古发掘领队黄凤春在20日召开的湖北省政协“随州大遗址保护与利用”界别协商座谈会暨重点提案督办会透露的。在随州市博物馆，这个钟身刻满铭文的编钟。黄凤春介绍，这是曾侯舆的编钟，2013年出土于随州文峰塔墓地，上面有180多个铭文，记载了战国时期吴王伐楚，楚昭王逃到“曾”国的历史。这段历史在《左传》中有详细记载，不同的是《左传》中保护楚昭王的国家是“随”，曾侯舆编钟用的是“曾”，“这就证实了，‘曾’‘随’确实是一个国家。”曾国贵为姬姓，叶家山墓地考古史料佐证定论面对越来越大的争论气氛，黄凤春在整理叶家山文物时，有了一个重大突破，“我们在一个青铜簋上发现了‘南公’的铭文，这个铭文意义重大！” 铭文为“犺作烈考南公宝尊彝”，此处的南公，就是南公括（适），为姬姓，“《封神演义》里面就有这个英雄人物，是西周早时期的灭商功臣。”另外，曾侯舆编钟上还有段铭文：“唯王正月吉日甲午，曾侯舆曰：伯适上通，左右文武；挞殷之命，抚定天下；王遣命南公，营宅汭土；君庀淮夷，临有江夏。”其意为，曾侯在追溯他的先祖伯括，即南公。南公适（括）受到天子重用，辅佐文王和武王，完成了攻打殷商的使命，最后安定了天下；周王派遣南公到南方经营疆土，警戒淮夷，监视江夏的异动。黄凤春称，“伯适”指的是西周重臣、文王四友之一的南宫适。铭文的意思是，南宫适得到周王重用，辅佐周文王、武王，灭殷平定天下，周王即分封南宫适，到南方营建城址。将这两段指向南公括的铭文，与史书文献记载相对应，可以推定曾国是西周早期被分封到南方的姬姓侯国。另外还有一件钟的铭文说道，“曾侯舆曰：余稷之玄孙。”稷，为后稷，是周人的祖先。有关曾国姬姓的争议，到此就可以尘埃落定。黄凤春说：“铭文出自曾侯墓，周王分封的是曾国，受封地在今随州地域，也就是史书记载的随国。”叶家山西周曾侯犺墓一件簋上的铭文“犺乍剌考南公宝尊彝”也可佐证。黄凤春解释，曾侯犺称“南公”为“考”，“考”为对逝去父辈的称谓。曾侯犺就是被封于曾国的南宫适的后代。“铭文是最有说服力的，有铭文为证，曾随一家、曾即是随，已没有悬念。”黄凤春说，我们的成果发布后，考古、史学界都没有异议。在湖北随州文峰塔，春秋晚期曾侯墓墓葬中，发现“随大司马戈”。发现该戈属于东周时期，其长21厘米、高15厘米，刃上清晰地刻着“随大司马献有之行戈”的铭文（见右图），是至今所有曾国墓葬群青铜器物发现中，唯一明确记录归属为“随国”的青铜兵器。据了解，史料对随国有记载，但不见随国铜器出土，却常发现曾国铭文铜器，而曾国在史料上并无记载。特别是1978年曾侯乙墓发现后，引起了学术界对曾、随是否是一国两名还是两个国的“曾随之谜”的大讨论。至此，延续36年“曾随之谜” 终于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