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山石刻
位于河北邯郸市永年区西邯郸市朱山植物园内，已有2300多年历史，是河北最早的西汉石刻之一，被誉为“中华摩崖石刻鼻祖”。 石刻内容记载了汉高祖刘邦之孙赵王遂与群臣在朱山饮酒应对的情景。2013年5月3日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编号7-1498-4-001） 。该国宝遗迹已由北京宏大华远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对其进行保护性开发 ，并以之为主题建设为朱山植物园。
文物，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群臣上寿刻石》，墨拓整纸本，已裱立轴。本幅纵26厘米，横26厘米。篆书1行15字：“赵廿二年八月丙寅群臣上酬此石北”。原石为清道光年间杨兆璜在当时的直隶广平府永年县（今河北永年县）西60里娄山访得，故又名“赵娄山刻石”。拓本罕传。似此本淡墨初拓、字口肥润、笔画清晰者更为少见。此拓本幅内有赵之谦小楷一跋。右侧裱边镶沈树镛题签一、吴广霈跋三则。左侧裱边镶俞樾考论此石年代的手札二封（三页）、吴广霈跋一则（二页）。鉴藏印记有：“沈氏金石”、“均初藏宝”、“积川胡澍、川沙沈树镛、仁和魏锡曾、会稽赵之谦同时审定印”、“武林韩小亭氏审定金石文字”、“盱眙吴同远公望父审定金石书画印记”、“当湖朱善旂建卿父珍藏”等。藏友拓本-“群臣上醻刻石”“群臣上醻刻石”为西汉早期为数不多的石刻文字，其历史价值和书法价值都不容轻视。我对该刻石的拓片，早已垂涎。数月前，知河北海棠花馆主人王文彦兄有余存，短信求之，约半个月前，王兄寄来一纸墨拓，今日又得朱拓，更是欢喜！群臣上醻刻石，长约130cm，宽约25cm，篆书一行十五字，释文曰“赵廿二年八月丙寅群臣上醻此石北”。醻与酬同义，长时间饮酒的意思。此石刻文字记录的是西汉赵国群臣为其王刘遂祝寿时尽兴饮酒于此刻石背面。赵廿二年八月丙寅，专家考即汉文帝刘恒后元六年（前158年），（也有专家认为此石之“赵”系战国时期之“赵国”，或公元4世纪之“后赵”）。字体古拙浑朴，篆书中兼有隶法，较为典型体现秦汉之际篆隶过渡时期的书法风格，因而显得弥足珍贵。
原石在今河北省永年县西吴庄村北朱山之巅。据称，朱山在古时名为“猪山”。该刻石早在唐宋时期已被发现，距刻石不远处有唐人题记，字迹漫漶，隐约可辨识：“监军判官济阴郁久闾明达，侍御史鲁国郗士美，洺州刺史范阳卢顼，冀处士卢叶梦，监察御史刘荆海，邢州别将杨审言，□□县尉李嘉同登。大唐贞元十四年九月廿八日”。清道光年间杨兆璜复访得，并名为“赵娄山刻石”。然旧拓罕见，曾于网间偶见清拓本，纸质泛黄，墨色沉郁，周边题跋无数。该石刻已列河北省重点文物加以保护（注：2015年升级为国家重点文物）。
之前从海棠花馆获得河北邯郸武安市老安庄“赵国易阳南界”刻石拓片，与“群臣上醻”当属同期。
猪山刻石因其位于河北省永年区西北部永合会镇吴庄村北约1公里处的猪山顶上而得名，距永年县城临洺关西偏北4.2公里，海拔239米。猪山“又因山石多为红色，也称朱山”，故也叫朱山刻石。恰如东汉许慎所言：“碣，特立之石”。此刻石系突出于山顶西面的一块天然红砂岩碣石。其镌刻面坡形西向，右呈侧立的不规则梯形，左侧为不规则矩形。字刻在长2米、宽0．4米的矩形部分，竖刻阴文一行共十五个字：“赵廿二年八月丙寅群臣上醻此石北”，因此也被叫做“群臣上醻刻石”。字迹总长1.2米、宽0.08米，为小篆体，虽历经二千多年的风化侵蚀，字迹仍清晰可辨。此刻石现为河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猪山刻石虽然在猪山之巅特立了二千多年，但在清代道光年间（1821—1850年）被发现并公诸于世以前，历代金石碑帖论著及文史典籍中均未见其著录。发现以来的170年间，对其进行考辨研究的专家学者虽说代不乏人，但有关猪山刻石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发现者，尤其是其年代问题，却众说纷纭，至今莫衷一是。为了弄清这些问题，笔者从上世纪末开始收集、整理、研习了大量相关的文史资料，并对刻石现状进行了实地考察。本文先将自发现至今，海内外专家学者对猪山刻石的考辨研究作一初步的梳理，以就教于方家。
170年来对猪山刻石进行的考辨研究大致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百家争鸣的前80年、相对沉寂的中60年和继往开新的近30年。
一、百家争鸣的前八十年
这一阶段从清道光中到民国初（“五四运动”以前），即1839—1918年。猪山刻石在荒凉的猪山之巅隐没了二千多年后被偶然发现，由于其年代久远，文字古朴，很快就引起了金石书法家乃至史学界的热切关注，纷纷给以锤拓、著录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同时，围绕猪山刻石的发现者、年代等问题展开了不同观点的驳辩，历七八十年而热情不减，其盛况誉之为百家争鸣并不为过。现把这期间所涉及的主要人物、论著及其观点简介如下。
沈涛及其《交翠轩笔记》。沈涛对猪山刻石的发现、研究有开山之功。一是最早对猪山刻石进行了著录。《交翠轩笔记》卷一载：“永年县西六十里娄山，一名狗山。旁有小阜，俗名猪山，有摩崖石刻隶字一行云：‘赵廿二年八月丙寅群臣上醻此石北’”。二是研究并提出了“后赵石虎建武六年”说：“以《晋书》考之，知为石虎时所刻。” 三是明确记载他是亲临过刻石现场的人：“《广平府志》：此山有唐太宗碑迹。余求之不可得，转获石赵时刻石。乞浆得酒，亦自快意。”沈涛，嘉庆十五年(1810年)举人。道光十二年(1832年)任大名知府，十八年(1838年)任广平知府至二十二年离任，二十三年又复任至二十六年再次离任。《交翠轩笔记》虽初刊于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但从作者自叙和汤璥后序可知作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整理完成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需要指出的是，“旁有小阜，俗名猪山”这句话，在《畿辅通志》、《广平府志》和《鲁迅辑校石刻手稿》等抄录时，不知何故都不见了，造成了此后许多著述对此刻石所在位置的误传，并影响了对刻石的正确命名。
赵之谦的《补寰宇访碑录》。其卷一在著录猪山刻石内容后说：“大兴刘位坦考为西汉文帝后元六年”。“之谦案：此汉（《广平府志》引文多一“彭”字）祖刻。疑为石赵，非。直隶永年。”刘位坦卒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赵之谦这段话中的“此汉（彭）祖刻。疑为石赵，非。”又见于其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赵廿二年娄山刻石”上的题跋，文字稍有不同：“此为西汉祖刻，指为石赵者非。”题跋中并说“详余所述汉刻十种双钩本。”时间为“癸亥十月”，即清同治二年（1863年）。赵之谦此书首次引述了刘位坦考定的“西汉文帝后元六年”说，并否定了沈涛的“后赵石虎建武六年”说，还指明石刻书体为“篆书”。此书刊刻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 俞樾的《春在堂随笔》，其卷二记载了他与“沈韵初孝廉树镛”讨论“赵廿二年” 刻石的情况，是依据他给沈韵初的两封书扎（详见后文）的内容进行合并、精简和补充而成。俞樾从纪年角度批驳了沈涛的“后赵石虎建武六年”说：“沈西雍观察谓是石虎建武六年所刻，上溯石勒之年而兼数之，故称廿二年。然金石刻辞从无此例。”他引述了刘宽夫（即刘位坦）的西汉刘遂说，并首次提出了质疑：“刘宽夫侍御谓汉侯国得自记年，定为赵王遂之廿二年，较沈说为得之。然考《前汉书》，赵敬肃王彭祖，共王充，并享国长久。《后汉书》：赵节王栩、项王高、惠王乾，亦享国长久。此五王皆得有二十二年。侍御必据鲁三十四年石刻，谓彼刻称五凤二年鲁三十四年，而此不冠以汉年，明是汉文帝时未有年号之故。遂决以为赵王遂。此说亦未足据”。因此，“此碑为何王，固不能臆决矣。”态度谨慎。《春在堂随笔》以光绪十五年（1889年）的《春在堂全书》重定本中所收的为最早。上海进步书局石印本《笔记小说大观》所收此文“醻”误为“酬”。此外，俞樾还把猪山刻石的地点错为“永年县西六十里之娄山”，流误甚广。
樊彬的《畿辅碑目》。樊彬除著录猪山刻石内容外，对俞樾等有关此刻石所在地的记述“娄山（狗山）”进行了更正，指出是“广平府西临洺关猪山。”（鲁迅抄录时误为“广平府南临洺关狗山。”）对于猪山刻石的年代，樊彬虽未明言，但著录时把它放在十六国之后、北魏以前，似也主“石赵”说。标题中把“醻”径改作“寿”，似也欠妥。
张德容的《二铭艸堂金石聚》。其卷一《赵上醻刻石》条不仅从年号、史实发生季节等角度进一步批驳了沈涛的“后赵石虎建武六年”说，而且从书体角度认为“西雝以为隶书，亦误”。此书不仅首次提出并从史实、纪年及干支纪日和书体多方论证了“赵武灵王”说，还首载了石刻的发现者：“向来未著录，邵武杨兆璜守广平时访得之。”并在其“目录”中说:“前人未有著录，惟见沈涛《交翠轩笔记》，刘喜海《金石苑》稿本载之，未刊。”肯定了沈涛的首载之功。此书刊刻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但也把地理位置误为“娄山”。
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该书首先在“目录”中明确标明“群臣上醻刻石赵廿二年八月廿四日，当文帝后元六”。其次在卷二《群臣上醻刻石》条，记录了刻石的尺寸：“高五尺二寸五分，广六寸。……字径三寸许。”按清朝当时通行的工部尺，一尺等于32厘米，则合高168厘米，广19.2厘米，字径约9.6厘米。其三，转录了张德容《二铭艸堂金石聚》和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的有关论述。接着从纪年及干支纪日等方面论述，认为“赵王遂之廿二年”和“武灵王之廿二年”均“无不合”，“惟以笔势审之，似与秦篆差异，丙、寅两字，转笔方折，全是隶意。仍从刘氏定为西汉时物。”他说明了自己判断的依据是“从张松坪借录”的拓本，并在《群臣上醻刻石》条末尾注明此条成于“甲戌（同治十三年，1874年）夏”。
丁绍基的《求是斋碑跋》。其卷一《娄山石刻》跋之内容又见于《畿辅通志》、《广平府志》和《鲁迅辑校石刻手稿》，但均称出于《求是斋藏碑目》。其内容是在“赵廿二年拓本”上的丁绍基题跋（详见后文）的基础上扩充而成，并注明了材料来源，两者可以对校互补。丁绍基在此跋中从地理上进行了考证，肯定了刻石所在地属于汉时赵国。并举汉阳泉使者含薰鑢款题六安十三年与五凤甎称鲁卅四年之纪年为例，认为“此赵廿二年亦即其例也”，以证明此刻石为汉时物。但他对“刘遂说”提出了质疑，在逐一分析了在位超过二十二年的各位赵王情况后，提出了“赵敬肃王廿二年即武帝元光四年”说。可是他终因未能实地考察，囿于娄山（狗山）之说，且以前代金石名家“於此刻曾不一及”，“而仍不能无疑也”。
清光绪三年《永年县志》。卷之十四《碑碣》载：“娄山磨崖石刻在县西五十五里”但在刻石内容中将“丙寅”误为“丙申”。其“按战国赵都邯郸，石赵都襄国，此山均在国都左近。惟碑文作李斯小篆体，决非战国时物。石勒称赵，五年后改元建平，即综一生，在位计之亦不及二十二年也。又考东西汉皆有赵国，敬肃王彭祖在位最久，汉诸侯王各以其即位纪年，五凤石可证。碑或当时物欤？敬肃王景帝子。县境各碑，此为最古。因无纪年确证，故以时代附之夏承碑之后。”
清光绪十年(1884年) 《畿辅通志》。此志由时任直隶总督李鸿章主持，延聘主讲莲池书院的黄彭年主纂。其卷一百四十八收录“广平府 永年县 汉 群臣上寿刻石”，接着抄录了《交翠轩笔记》、《春在堂随笔》、《畿辅碑目》、《续寰宇访碑录》、《求是斋藏碑目》、《王树枏跋》（见后文）等六种文献中的有关史料及论述，最后“谨案：此摩崖字体结构与嵩山少室开母两阙同，晋魏以后篆书皆无此浑朴，决非石虎时人所能造也。” 但具体是哪个赵王所刻，未予细论。
清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广平府志》。其编纂者胡景桂，字月舫，系直隶永年(今河北永年)人。他曾于光绪五年赠《赵廿二年》刻石拓本二纸给樊榕。可见他对此刻石研究至少已十几年，且实地考察过刻石，并进行了捶拓。因此他在《广平府志》卷三十五《金石略上》再次肯定该石刻“在永年县西六十里猪山上。”其后则抄录了《交翠轩笔记》、《春在堂随笔》、《畿辅碑目》、《续寰宇访碑录》、《求是斋藏碑目》等五种文献中有关的史料及论述。最后撰写了长篇“案”语，先回顾了猪山石刻发现以来各家记述及研究情况，确认了石刻所在地是猪山，批驳了“后赵石虎建武六年”说、“西汉文帝后元六年”（即西汉赵王刘遂二十二年）说和“赵敬肃王廿二年即武帝元光四年”说，引述且肯定了黄彭年的“战国赵武灵王”说，并从书法上加以论证。此外，还指出了认为前代金石名家“於此刻曾不一及”，以及唐“太宗征刘黑闼，尝登此山刻石。既登此山，岂不见此刻”，“而仍不能无疑也”的观点错误所在。这可以说是清代猪山刻石研究的集大成者。
此外，这一阶段还有两次当时的金石名家围绕此刻石拓本进行的集中讨论。
一次见于“赵廿二年娄山刻石”拓本题跋。此拓本为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朱翼盦捐赠墨拓整纸本。其上有“沈氏金石”、“均初藏宝”等鉴藏印，可见此拓本原为沈树镛(字韵初、均初)所藏。吴广霈(字剑华，号剑道人、剑叟)题跋称：“余癸卯（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得此石刻旧臧本于沈氏”。此拓本幅内有赵之谦题跋一则，右侧裱边有沈树镛题签一则、吴广霈题跋三则；左侧裱边有俞樾手札二封(3页，附吴广霈题跋一则)、吴广霈案语一篇(2页)。其内容除记载了拓本流传的情况外，还反映了当时学者一次可贵的“学术审定”活动和坦诚的“金石之交”。据拓本上的“积川胡澍、川沙沈树镛、仁和魏锡曾、会稽赵之谦同时审定”印可知，沈树镛不仅是此拓本的题签、收藏者，还是这次审定活动的组织者。参加同时（现场）审定的还有胡澍、魏锡曾、赵之谦，俞樾则是参加“通讯审定”者。时间当为赵之谦题跋所说的“癸亥十月（清同治二年，1863年）”。可惜的是胡、魏两人的审定意见和沈之意见及其给俞樾的信扎都未能留下来，只有赵、俞两人的见解留在拓本上，内容已见前述。吴广霈案语肯定了俞樾提出的“应考八月丙寅”之法，引用张德容《二铭艸堂金石聚》的观点，并批驳了潘伯寅的“汉初赵刻说”，认同了张的“赵武灵王说”。
另一次见于“赵廿二年刻石”拓本题跋。此拓本为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光绪拓整纸本。其上裱边有黄国瑾题记，左、右侧裱边分别有丁绍基题跋和王枏题跋，下裱边为王树枏再跋与退苍老人樊榕题识。黄、丁、王的题识分别题于光绪五年七月和十一月，且都是在直隶（今河北）保定的莲池书院。主人樊榕的题识说明此拓本系永年胡月舫（景桂）所赠，与黄、丁、王的题识均系劫后幸存，十分珍贵。但对于黄、丁、王所讨论的拓本问题，樊榕却没有发表己见。王树枏的题跋，一是从史实发生季节、在位无廿二年之久及八月无丙寅之日等角度进一步批驳了沈涛的“后赵石虎建武六年”说；二是考查了两汉六个赵王廿二年的干支月日，指出五位赵王的廿二年八月有丙寅日，并从纪年法上质疑了刘宽夫定的“赵王遂”之说；三是从地理上考证了石刻所在地为赵地。王树枏的“再跋”，从书体上对张德容《金石聚》的“赵武灵王”说提出了质疑，认为“周时不应有李斯小篆体”，并从地理上论证，认为“此刻仍属前汉者近是”。 王树枏还以“猪山名不见于书”为由，否定樊彬《畿辅碑目》的“猪山”说。有意思的是，他知道猪山“俗名太宗山，一名石山，与狗山对峙”，却死认书本，为“狗山”说圆场，说什么“古人盖同名狗山也”。 此外，王树枏还罗列了了四行与猪山刻石无关的题名残石，批评张德容《金石聚》所收“亦非完本”。 黄国瑾的这篇“题记”，主要通过对“醻”字进行了考证，以“亦足证（此为）汉石之一端也”。不过，从“家大人及今新城王君考之尤详，信为汉刻无疑。”一句中，可知其父黄彭年是与王树枏一样“信为汉刻无疑”，并进行了详细考证的。这就与前面所引胡景桂在《广平府志》里的“案”语中“贵筑黄氏彭年云：此战国赵武灵王时所刻。”相矛盾了。《广平府志》修成于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此时黄彭年、黄国瑾父子虽均已去世三年，但他对黄彭年主纂的《畿辅通志》、黄国瑾为其赠樊拓本的题记似应有所闻见，这从《广平府志》与《畿辅通志》一样收录了丁绍基为其赠樊榕拓本的题跋的基础上扩充而成《求是斋碑跋》有关内容可见一斑。而且此时距张德容《二铭艸堂金石聚》提出并多方论证了“赵武灵王”说已二十余年，他为何不引张德容说而用黄彭年说呢？是不是黄彭年另有别说，不得而知，但从《畿辅通志》不录张德容“赵武灵王”说而录王树枏题跋看，其子黄国瑾的说法当为可信。
鲁迅抄录的《群臣上醻刻石》史料手稿。鲁迅曾于1915年6月6日和1916年8月4日两次在北京琉璃厂购得《群臣上醻刻石》拓本。并抄录了《交翠轩笔记》、《畿辅碑目》、《续寰宇访碑录》、《求是斋藏碑目》、《王树枏跋》、《磁州府志》、《畿辅通志》、《光绪永年县志》等八种文献中的有关史料及论述，共计17页《手稿》，为研究做准备。后来也许是投身新文化运动而无暇顾及，没有继续研究，但鲁迅的这些《手稿》表明：1、《群臣上醻刻石》的尺寸为“高五尺二寸，广四寸”，与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二所载不同。2、他虽然将刻石所在地也误为“娄山”，但加了“西峰”两字，可见他把“猪山”误为“娄山西峰”，虽不准确，但离事实近了一步。但页边下部仍均写“娄山刻石”及页次。3、他抄录的《磁州府志》一则与其后抄录于《光绪永年县志·一四》的末段文字完全一样，只是少了最后一句话，显然有误。4、他也认为石刻年代为“汉”。
这一阶段著录并研究猪山刻石的还有清代刘喜海的《金石苑》、杨铎的《函青阁金石记》、不着编人的《求恕斋碑录》、王懿荣的《汉石存目》、汪鋆的《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叶昌炽的《语石》、康有为的《广艺舟双辑》及方若著、王壮弘增补的《增补校碑随笔》等。刘位坦、潘伯寅、黄彭年等的考证则未能得见原始资料。总的来看，这一阶段虽说几乎与中国近代史同步，西学东渐对中国的传统学术已造成了很大冲击，但在猪山刻石研究方面基本上还是信守着传统金石研究的套路，未能突破乾嘉以来的朴学藩篱。
二、相对沉寂的中六十年
这一阶段从“五四运动”（1919年）到改革开放前夕（1978年）。猪山刻石研究在这一阶段之所以相对沉寂与当时中国的整体社会环境和学术氛围有关。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传统文化受到了猛烈批判。虽说也曾有所谓“整理国故”之倡，终难成气候。再加上国家民族危亡，抗敌救国为第一要务。整个金石之学不昌，何论区区一摩崖刻石？建国以后，尤其是“文革”前后的十多年，受极左思潮影响，传统文化被当作“四旧”而破除，更是少有涉足此类研究者。
尽管相对沉寂，这一阶段还是有几件与猪山刻石研究有关的事值得关注：
一是有关著作的整理出版。如前面提到的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作者生前未得出版，直至民国十四年（1925年）才由吴兴刘承干希古楼刊行，校刊者为王季烈、章钰，历时五年方成。还有樊彬的《畿辅碑目》也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由河北博物院以铅印线装本出版。二是日本二玄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了《书迹名品丛刊》。系影印我国历代书法名品，自殷周秦汉讫于宋元明清（包括金文、石刻、墨迹），大小篆、隶书、楷书、草书名品二百余种。其中即辑入了《群臣上醻刻石》，但名称也叫“娄山石刻”，地点误为河北永平县。
三是从民国六十六年（1977年）起，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了大型丛书——《石刻史料新编》。全套丛书共4辑100册，收集金石类书籍共1095种。我们在评述第一阶段情况时引用的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第一辑6、7、8册）、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第27册）等著作几乎都收入了。四是1978年11月，邯郸地区文化局印发的《邯郸地区文物普查资料汇编》（内部资料），著录“七、石窟及碑碣·（三）朱山石刻”：“在永年县永合会公社吴庄村正北约二里朱山顶上，有一细红沙岩，岩石上刻有字一行，刻字为斜面西向。文字内容，‘赵廿二年八月丙寅群臣上 醻此石北’，为后赵石虎建武六年（公元340年）”，把猪山刻石列入了文物保护范围。
这些著作的出版，扩大了猪山刻石在海内外的影响。把猪山刻石列入文物保护范围则有利于防止和减少人为破坏和自然风化。这些都为近30年乃至今后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在个案研究方面，需要重视的是徐森玉先生发表在《文物》1964年第5期上的《西汉石刻文字初探》一文。该文引述了沈涛、张德容、赵之谦、丁绍基之说，指出此刻亦不应视为后赵石虎时物，其原因除张德容所说外，更在于以现存晋以后的篆书看，此刻显然远为古拙。但他也不同意张德容“赵武灵王廿二年”说，而是认同陆增祥的看法，指出，以其字体和石鼓文相比，固已差距很大，即以秦始皇刻石而论，似亦应在此刻之前，因而“群臣上醻刻石”决不可能早到周赧王十一年。他还对丁绍基认为赵王遂廿二年匈奴入侵、大旱及蝗灾，“汉廷君相方切忧劳，而藩国群臣反晏然上寿刻石贡谀，无是理也……似不应狂悖乃尔。况赵王遂以幽王子绍封，也非始封之君，不得云赵廿二年”的说法进行了批驳，指出封建统治阶级本来就是不顾人民的死活，刻这几个字又谈得上什么狂悖不狂悖呢? “五凤二年鲁卅四年”，属鲁孝王庆忌时，但鲁始封的是共王余，当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距五风二年(前56年)已百年，显然也不是鲁始封的年号。徐森玉先生的这一番探讨，对此后赵王遂廿二年说的流行起了很大作用。
三、继往开新的近三十年
这一阶段实际上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猪山刻石研究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与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和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而同步发展的。这一阶段猪山刻石研究的特点就是继往开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各种金石书法篆刻工具书、专著纷纷著录并评述猪山刻石。据笔者阅览所及的就有十多种，列如下表：
二是在一些金石书法、历史地理、文化旅游等方面的论著中也兼及猪山刻石的评述，并往往附其拓片或照片。
1、1984年12月版《永年县地名志》。其中“自然地理编·猪山”条引《畿辅通志》称“猪山……绝顶有摩崖石刻”，著录了其内容，并指出“清光绪三年《永年县志》认为是西汉赵敬肃王刘彭祖时物，而1978年《邯郸地区文物普查资料汇编》以此石刻为后赵石虎建武六年时物，清光绪十九年《广平府志》则倾向于猪山上醻（误为“酬”）石刻是战国赵武灵王时物，不知孰是。”而在其“文化地名编”则专列了一条“猪山石刻”，除了上述内容外，还说明“石刻长2米、宽0．4米，为长条状摩崖石刻，刻字面依山斜面向西”，并从石刻字体结体、石刻内容与《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武灵王大朝信宫、两次攻中山的可能关联，以及赵武灵王始称王开始赵国纪年的合理性四个方面加以论证，认为“猪山石刻应该是赵武灵王廿二年(公元前304年)所刻，距现在已有2286年的历史了”。在前人“赵武灵王”说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其后还附有县文物保管所供稿的猪山石刻照片和拓本。
2、施蛰存《金石丛话· 八·汉代石刻文》。作者认为，“汉代石刻，据现有的记录，最早的是‘群臣上 醻刻石’。”除著录了猪山刻石内容外，还说“金石学者以为是汉初赵王的遗迹。当时王国都有自己的纪年，用自己的国号，故不用大一统的国名‘汉’。但也有人以为是战国时赵武灵王所制。这一意见，被许多人所否定。因为从书法看来，战国时还不可能有这种方折的篆书。1942年，在曲阜发掘出一块有图案纹的长方石，其一边有刻文云：“鲁六年九月所造北陛”。学者考定为汉初鲁灵光殿的阶石。这就证明了“群臣上”石是西汉初赵王的刻石，因为纪年的方法相同。”至于是汉初哪个赵王，没有深究。但是他把刻石的地点误为“河北省广平县的山上”，显然是把清代“广平府”与其属县“广平县”混淆了。
3、《猪山石刻天下奇》。此文认为“小篆字体，早在秦统一前，便通行山东诸国了。所以猪山刻石应是战国时代赵武灵王或惠文王时的遗物。”并从史实上进行了推理。
4、孙继民《战国赵信都地望考》。本文的“第二，猪山石刻”部分，除著录石刻地点和内容外，从干支纪年角度否定了“西汉赵敬肃王刘彭祖”说、“后赵石虎建武六年”说，认为“从历法和书法的角度推断猪山摩崖石刻的时间是在西汉的刘遂时期，一般来说，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不过，也不能完全排除石刻年代是战国赵国时期的可能。”同时还论述了“ 赵国群臣‘上醻’（文中误为‘酬’）的‘此石北’同战国时期赵国的信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此文书前插页有《猪（朱）山西汉石刻》彩照，文中有石刻拓片。
5、王贤春《群臣上醻石刻释疑》。本文除著录猪山刻石地点和内容外，讲了三个问题：一、关于石刻时间。基本认同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的观点，即“仍从刘氏定为西汉（刘遂）时物。”二、关于石刻中“醻”考。认为“此刻作上醻，尤足考见古义”，“ 有的书‘酬’、有的读者读‘酬’为误”。 三、关于刻石处址补正。认为“位于河北邯郸西北20公里朱山（俗称猪山）顶上”，“亦称娄山石刻” 则为误，言“在河北永平”则更为错误。此文前有朱山石刻照片、拓片和清晖书院内朱山石刻复制品的照片。
6、刘裕民、李亚的《邯郸览胜》。该书“朱山石刻”条有几点值得注意：一，认定朱山石刻“为西汉后元六年(前158年)汉赵国诸臣为赵王祝福、祈祷所镌刻。”二、把“醻”录为“酬”，并说石刻“长1．5米，宽O．52米”，与其它记载有别。三、指出“朱山石刻在清道光年间，由广平府知府杨兆璜首次将刻石公诸于世。”四、引用清代光绪版《永年县志》、《中国书法大辞典》、康有为和《河北金石辑录》的有关论述。并依《汉书》卷四文帝本纪所载，论说了朱山石刻与赵王刘遂由盛而亡的关系。五、说明“朱山石刻在1982年7月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时，曾将年代定为后赵，现改为西汉后元六年(前158年)”。六、肯定“‘赵廿二年’这一明确纪年，为我国西汉时期分封诸侯王国纪年的首次发现”，“对研究西汉时期政治制度和书法艺术具有极高的价值。”其“拓片已被英国、法国、日本等博物馆所珍藏”，“吸引着海内外众多的书法家和考古学家来此考查研究。”并附有“日本专家学者参观朱山石刻”照片一帧。文中彩印的“朱山石刻照片”（裸石，无风雨亭）和“朱山石刻拓片”，年代似较早，比一般资料上的清晰。
此外，这一阶段中还有张建华主编的《邯郸辞典》、赵福寿主编的《邢台通史》、《对联、碑碣》（碑碣部分为宫晶编著）、赵建朝、孟光耀、张建华、王士录编著的《邯郸游览》等均有猪山刻石的著录或论述。邯郸市文物局 “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记录档案”中还存有永年县文保所李一平的《关于》打印稿。互联网上也发表了不少猪山刻石的拓片、照片及相关文论，不可胜数。
三是出现了系统研究猪山刻石的历史学者。这就是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秦进才。秦教授先后发表了《汉初与皇帝“共天下”的诸侯王》、《西汉群臣上醻刻石探微》、《群臣上醻刻石与西汉王国纪年探索》、《西汉群臣上醻刻石两拓本价值初探》、《西汉群臣上醻刻石新探》。此外，还有讲稿《历史研究问题的发现与探讨——以西汉群臣上醻刻石为例》和延伸研究论文《〈春秋繁露·止雨〉“二十一年”管窥》等。这一系列文稿按照作者提出的“新理论、新视角、新方法”，比较系统深入地探讨了：一、“群臣上醻刻石”的发现者和地理位置问题，认为“当是尚考订、嗜金石的沈涛，地理位置在今河北邯郸市永年县朱山上”，纠正了一些著录中的地名错误。二、从政治制度发展史角度、用与考古发现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西汉初的王国纪年问题，肯定了群臣上醻刻石的“赵王遂廿二年”说。三、“介绍群臣上醻刻石两拓本的录文与有关题跋、题签、捐赠者的情况”，探讨了“两拓本在保存群臣上醻石刻百余年前的风貌、记载流传情况、反映晚清学者人际关系、手札题跋与版本校勘、记录刻石年代讨论情况等”，为今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翔实资料。四、西汉群臣上醻刻石的史料价值。可以说，秦进才教授是迄今为止研究猪山刻石的第一大家。
- 中文名称
- 朱山石刻
- 外文名称
- Zhu Shan stone
- 地理位置
- 河北邯郸市永年区永合会镇吴庄村北
- 气候类型
- 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 占地面积
- 2平方公里
- 开放时间
- 早9：00 - 晚 10：00
- 景点级别
- 邯郸市朱山植物园
- 著名景点
- 玻璃吊桥
森林童话
浪漫花海 - 又 称
- 娄山石刻，猪山石刻，猪山刻石
外形
“汉朱山群臣上酬石刻”简称“朱山石刻”，镌刻于永年区吴庄村北朱山顶上的一块天然石面上，和山体相连，是西汉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候国赵国大臣为赵王祝寿时所刻。石刻长1.5米，宽0.52米，为长条状摩崖石刻，刻字崖面依山倾斜，石刻石面向西，上镌刻“赵廿二年八月丙寅群臣上酬此石北”1行15个小篆体大字，文字长1.2米，宽0.08米。西汉刻石传世本稀，又以此石为最早。且其字体浑朴古拙，篆书中兼有隶法，堪称秦汉之际篆隶过渡时期的书法代表作品。亦有个别专家认为此石之“赵”系公元4世纪之“后赵”，或系战国时期之“赵国”。这一石刻最早在清朝道光年间被时任广平府知府的杨兆璜发现并将之公诸于世，其拓片先后被英国、法国、日本等多家博物馆所珍藏，并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海内外众多书法家和考古学家来此考查研究。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拓本
西汉群臣上寿刻石清拓本文物，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群臣上寿刻石》，墨拓整纸本，已裱立轴。本幅纵26厘米，横26厘米。篆书1行15字：“赵廿二年八月丙寅群臣上酬此石北”。原石为清道光年间杨兆璜在当时的直隶广平府永年县（今河北永年县）西60里娄山访得，故又名“赵娄山刻石”。拓本罕传。似此本淡墨初拓、字口肥润、笔画清晰者更为少见。此拓本幅内有赵之谦小楷一跋。右侧裱边镶沈树镛题签一、吴广霈跋三则。左侧裱边镶俞樾考论此石年代的手札二封（三页）、吴广霈跋一则（二页）。鉴藏印记有：“沈氏金石”、“均初藏宝”、“积川胡澍、川沙沈树镛、仁和魏锡曾、会稽赵之谦同时审定印”、“武林韩小亭氏审定金石文字”、“盱眙吴同远公望父审定金石书画印记”、“当湖朱善旂建卿父珍藏”等。藏友拓本-“群臣上醻刻石”“群臣上醻刻石”为西汉早期为数不多的石刻文字，其历史价值和书法价值都不容轻视。我对该刻石的拓片，早已垂涎。数月前，知河北海棠花馆主人王文彦兄有余存，短信求之，约半个月前，王兄寄来一纸墨拓，今日又得朱拓，更是欢喜！群臣上醻刻石，长约130cm，宽约25cm，篆书一行十五字，释文曰“赵廿二年八月丙寅群臣上醻此石北”。醻与酬同义，长时间饮酒的意思。此石刻文字记录的是西汉赵国群臣为其王刘遂祝寿时尽兴饮酒于此刻石背面。赵廿二年八月丙寅，专家考即汉文帝刘恒后元六年（前158年），（也有专家认为此石之“赵”系战国时期之“赵国”，或公元4世纪之“后赵”）。字体古拙浑朴，篆书中兼有隶法，较为典型体现秦汉之际篆隶过渡时期的书法风格，因而显得弥足珍贵。
原石在今河北省永年县西吴庄村北朱山之巅。据称，朱山在古时名为“猪山”。该刻石早在唐宋时期已被发现，距刻石不远处有唐人题记，字迹漫漶，隐约可辨识：“监军判官济阴郁久闾明达，侍御史鲁国郗士美，洺州刺史范阳卢顼，冀处士卢叶梦，监察御史刘荆海，邢州别将杨审言，□□县尉李嘉同登。大唐贞元十四年九月廿八日”。清道光年间杨兆璜复访得，并名为“赵娄山刻石”。然旧拓罕见，曾于网间偶见清拓本，纸质泛黄，墨色沉郁，周边题跋无数。该石刻已列河北省重点文物加以保护（注：2015年升级为国家重点文物）。
之前从海棠花馆获得河北邯郸武安市老安庄“赵国易阳南界”刻石拓片，与“群臣上醻”当属同期。
著录
有关此石的著录主要有：清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沈西雝《交翠轩笔记》、张德容《二铭草堂金石聚》、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杨守敬《激素飞清阁评碑记》，现代张彦生《善本碑帖录》、沙孟海《中国书法史图录》等。误名由来
猪山刻石虽然在猪山之巅特立了二千多年，但在清代道光年间（1821—1850年）被发现并公诸于世以前，历代金石碑帖论著及文史典籍中均未见其著录。最早著录此石的，是道光年间大名知府沈涛及其《交翠轩笔记》。沈涛对猪山刻石的发现、研究有开山之功。一是最早对猪山刻石进行了著录。《交翠轩笔记》卷一载：“永年县西六十里娄山，一名狗山。旁有小阜，俗名猪山，有摩崖石刻隶字一行云：‘赵廿二年八月丙寅群臣上醻此石北’”。二是研究并提出了“后赵石虎建武六年”说：“以《晋书》考之，知为石虎时所刻。” 三是明确记载他是亲临过刻石现场的人：“《广平府志》：此山有唐太宗碑迹。余求之不可得，转获石赵时刻石。乞浆得酒，亦自快意。”沈涛，嘉庆十五年(1810年)举人。道光十二年(1832年)任大名知府，十八年(1838年)任广平知府至二十二年离任，二十三年又复任至二十六年再次离任。《交翠轩笔记》虽初刊于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但从作者自叙和汤璥后序可知作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整理完成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需要指出的是，“旁有小阜，俗名猪山”这句话，在《畿辅通志》、《广平府志》和《鲁迅辑校石刻手稿》等抄录时，不知何故都不见了，造成了此后许多著述对此刻石所在位置的误传，并影响了对刻石的正确命名。研究
猪山刻石研究一百七十年猪山刻石因其位于河北省永年区西北部永合会镇吴庄村北约1公里处的猪山顶上而得名，距永年县城临洺关西偏北4.2公里，海拔239米。猪山“又因山石多为红色，也称朱山”，故也叫朱山刻石。恰如东汉许慎所言：“碣，特立之石”。此刻石系突出于山顶西面的一块天然红砂岩碣石。其镌刻面坡形西向，右呈侧立的不规则梯形，左侧为不规则矩形。字刻在长2米、宽0．4米的矩形部分，竖刻阴文一行共十五个字：“赵廿二年八月丙寅群臣上醻此石北”，因此也被叫做“群臣上醻刻石”。字迹总长1.2米、宽0.08米，为小篆体，虽历经二千多年的风化侵蚀，字迹仍清晰可辨。此刻石现为河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猪山刻石虽然在猪山之巅特立了二千多年，但在清代道光年间（1821—1850年）被发现并公诸于世以前，历代金石碑帖论著及文史典籍中均未见其著录。发现以来的170年间，对其进行考辨研究的专家学者虽说代不乏人，但有关猪山刻石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发现者，尤其是其年代问题，却众说纷纭，至今莫衷一是。为了弄清这些问题，笔者从上世纪末开始收集、整理、研习了大量相关的文史资料，并对刻石现状进行了实地考察。本文先将自发现至今，海内外专家学者对猪山刻石的考辨研究作一初步的梳理，以就教于方家。
170年来对猪山刻石进行的考辨研究大致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百家争鸣的前80年、相对沉寂的中60年和继往开新的近30年。
一、百家争鸣的前八十年
这一阶段从清道光中到民国初（“五四运动”以前），即1839—1918年。猪山刻石在荒凉的猪山之巅隐没了二千多年后被偶然发现，由于其年代久远，文字古朴，很快就引起了金石书法家乃至史学界的热切关注，纷纷给以锤拓、著录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同时，围绕猪山刻石的发现者、年代等问题展开了不同观点的驳辩，历七八十年而热情不减，其盛况誉之为百家争鸣并不为过。现把这期间所涉及的主要人物、论著及其观点简介如下。
沈涛及其《交翠轩笔记》。沈涛对猪山刻石的发现、研究有开山之功。一是最早对猪山刻石进行了著录。《交翠轩笔记》卷一载：“永年县西六十里娄山，一名狗山。旁有小阜，俗名猪山，有摩崖石刻隶字一行云：‘赵廿二年八月丙寅群臣上醻此石北’”。二是研究并提出了“后赵石虎建武六年”说：“以《晋书》考之，知为石虎时所刻。” 三是明确记载他是亲临过刻石现场的人：“《广平府志》：此山有唐太宗碑迹。余求之不可得，转获石赵时刻石。乞浆得酒，亦自快意。”沈涛，嘉庆十五年(1810年)举人。道光十二年(1832年)任大名知府，十八年(1838年)任广平知府至二十二年离任，二十三年又复任至二十六年再次离任。《交翠轩笔记》虽初刊于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但从作者自叙和汤璥后序可知作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整理完成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需要指出的是，“旁有小阜，俗名猪山”这句话，在《畿辅通志》、《广平府志》和《鲁迅辑校石刻手稿》等抄录时，不知何故都不见了，造成了此后许多著述对此刻石所在位置的误传，并影响了对刻石的正确命名。
赵之谦的《补寰宇访碑录》。其卷一在著录猪山刻石内容后说：“大兴刘位坦考为西汉文帝后元六年”。“之谦案：此汉（《广平府志》引文多一“彭”字）祖刻。疑为石赵，非。直隶永年。”刘位坦卒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赵之谦这段话中的“此汉（彭）祖刻。疑为石赵，非。”又见于其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赵廿二年娄山刻石”上的题跋，文字稍有不同：“此为西汉祖刻，指为石赵者非。”题跋中并说“详余所述汉刻十种双钩本。”时间为“癸亥十月”，即清同治二年（1863年）。赵之谦此书首次引述了刘位坦考定的“西汉文帝后元六年”说，并否定了沈涛的“后赵石虎建武六年”说，还指明石刻书体为“篆书”。此书刊刻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 俞樾的《春在堂随笔》，其卷二记载了他与“沈韵初孝廉树镛”讨论“赵廿二年” 刻石的情况，是依据他给沈韵初的两封书扎（详见后文）的内容进行合并、精简和补充而成。俞樾从纪年角度批驳了沈涛的“后赵石虎建武六年”说：“沈西雍观察谓是石虎建武六年所刻，上溯石勒之年而兼数之，故称廿二年。然金石刻辞从无此例。”他引述了刘宽夫（即刘位坦）的西汉刘遂说，并首次提出了质疑：“刘宽夫侍御谓汉侯国得自记年，定为赵王遂之廿二年，较沈说为得之。然考《前汉书》，赵敬肃王彭祖，共王充，并享国长久。《后汉书》：赵节王栩、项王高、惠王乾，亦享国长久。此五王皆得有二十二年。侍御必据鲁三十四年石刻，谓彼刻称五凤二年鲁三十四年，而此不冠以汉年，明是汉文帝时未有年号之故。遂决以为赵王遂。此说亦未足据”。因此，“此碑为何王，固不能臆决矣。”态度谨慎。《春在堂随笔》以光绪十五年（1889年）的《春在堂全书》重定本中所收的为最早。上海进步书局石印本《笔记小说大观》所收此文“醻”误为“酬”。此外，俞樾还把猪山刻石的地点错为“永年县西六十里之娄山”，流误甚广。
樊彬的《畿辅碑目》。樊彬除著录猪山刻石内容外，对俞樾等有关此刻石所在地的记述“娄山（狗山）”进行了更正，指出是“广平府西临洺关猪山。”（鲁迅抄录时误为“广平府南临洺关狗山。”）对于猪山刻石的年代，樊彬虽未明言，但著录时把它放在十六国之后、北魏以前，似也主“石赵”说。标题中把“醻”径改作“寿”，似也欠妥。
张德容的《二铭艸堂金石聚》。其卷一《赵上醻刻石》条不仅从年号、史实发生季节等角度进一步批驳了沈涛的“后赵石虎建武六年”说，而且从书体角度认为“西雝以为隶书，亦误”。此书不仅首次提出并从史实、纪年及干支纪日和书体多方论证了“赵武灵王”说，还首载了石刻的发现者：“向来未著录，邵武杨兆璜守广平时访得之。”并在其“目录”中说:“前人未有著录，惟见沈涛《交翠轩笔记》，刘喜海《金石苑》稿本载之，未刊。”肯定了沈涛的首载之功。此书刊刻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但也把地理位置误为“娄山”。
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该书首先在“目录”中明确标明“群臣上醻刻石赵廿二年八月廿四日，当文帝后元六”。其次在卷二《群臣上醻刻石》条，记录了刻石的尺寸：“高五尺二寸五分，广六寸。……字径三寸许。”按清朝当时通行的工部尺，一尺等于32厘米，则合高168厘米，广19.2厘米，字径约9.6厘米。其三，转录了张德容《二铭艸堂金石聚》和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的有关论述。接着从纪年及干支纪日等方面论述，认为“赵王遂之廿二年”和“武灵王之廿二年”均“无不合”，“惟以笔势审之，似与秦篆差异，丙、寅两字，转笔方折，全是隶意。仍从刘氏定为西汉时物。”他说明了自己判断的依据是“从张松坪借录”的拓本，并在《群臣上醻刻石》条末尾注明此条成于“甲戌（同治十三年，1874年）夏”。
丁绍基的《求是斋碑跋》。其卷一《娄山石刻》跋之内容又见于《畿辅通志》、《广平府志》和《鲁迅辑校石刻手稿》，但均称出于《求是斋藏碑目》。其内容是在“赵廿二年拓本”上的丁绍基题跋（详见后文）的基础上扩充而成，并注明了材料来源，两者可以对校互补。丁绍基在此跋中从地理上进行了考证，肯定了刻石所在地属于汉时赵国。并举汉阳泉使者含薰鑢款题六安十三年与五凤甎称鲁卅四年之纪年为例，认为“此赵廿二年亦即其例也”，以证明此刻石为汉时物。但他对“刘遂说”提出了质疑，在逐一分析了在位超过二十二年的各位赵王情况后，提出了“赵敬肃王廿二年即武帝元光四年”说。可是他终因未能实地考察，囿于娄山（狗山）之说，且以前代金石名家“於此刻曾不一及”，“而仍不能无疑也”。
清光绪三年《永年县志》。卷之十四《碑碣》载：“娄山磨崖石刻在县西五十五里”但在刻石内容中将“丙寅”误为“丙申”。其“按战国赵都邯郸，石赵都襄国，此山均在国都左近。惟碑文作李斯小篆体，决非战国时物。石勒称赵，五年后改元建平，即综一生，在位计之亦不及二十二年也。又考东西汉皆有赵国，敬肃王彭祖在位最久，汉诸侯王各以其即位纪年，五凤石可证。碑或当时物欤？敬肃王景帝子。县境各碑，此为最古。因无纪年确证，故以时代附之夏承碑之后。”
清光绪十年(1884年) 《畿辅通志》。此志由时任直隶总督李鸿章主持，延聘主讲莲池书院的黄彭年主纂。其卷一百四十八收录“广平府 永年县 汉 群臣上寿刻石”，接着抄录了《交翠轩笔记》、《春在堂随笔》、《畿辅碑目》、《续寰宇访碑录》、《求是斋藏碑目》、《王树枏跋》（见后文）等六种文献中的有关史料及论述，最后“谨案：此摩崖字体结构与嵩山少室开母两阙同，晋魏以后篆书皆无此浑朴，决非石虎时人所能造也。” 但具体是哪个赵王所刻，未予细论。
清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广平府志》。其编纂者胡景桂，字月舫，系直隶永年(今河北永年)人。他曾于光绪五年赠《赵廿二年》刻石拓本二纸给樊榕。可见他对此刻石研究至少已十几年，且实地考察过刻石，并进行了捶拓。因此他在《广平府志》卷三十五《金石略上》再次肯定该石刻“在永年县西六十里猪山上。”其后则抄录了《交翠轩笔记》、《春在堂随笔》、《畿辅碑目》、《续寰宇访碑录》、《求是斋藏碑目》等五种文献中有关的史料及论述。最后撰写了长篇“案”语，先回顾了猪山石刻发现以来各家记述及研究情况，确认了石刻所在地是猪山，批驳了“后赵石虎建武六年”说、“西汉文帝后元六年”（即西汉赵王刘遂二十二年）说和“赵敬肃王廿二年即武帝元光四年”说，引述且肯定了黄彭年的“战国赵武灵王”说，并从书法上加以论证。此外，还指出了认为前代金石名家“於此刻曾不一及”，以及唐“太宗征刘黑闼，尝登此山刻石。既登此山，岂不见此刻”，“而仍不能无疑也”的观点错误所在。这可以说是清代猪山刻石研究的集大成者。
此外，这一阶段还有两次当时的金石名家围绕此刻石拓本进行的集中讨论。
一次见于“赵廿二年娄山刻石”拓本题跋。此拓本为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朱翼盦捐赠墨拓整纸本。其上有“沈氏金石”、“均初藏宝”等鉴藏印，可见此拓本原为沈树镛(字韵初、均初)所藏。吴广霈(字剑华，号剑道人、剑叟)题跋称：“余癸卯（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得此石刻旧臧本于沈氏”。此拓本幅内有赵之谦题跋一则，右侧裱边有沈树镛题签一则、吴广霈题跋三则；左侧裱边有俞樾手札二封(3页，附吴广霈题跋一则)、吴广霈案语一篇(2页)。其内容除记载了拓本流传的情况外，还反映了当时学者一次可贵的“学术审定”活动和坦诚的“金石之交”。据拓本上的“积川胡澍、川沙沈树镛、仁和魏锡曾、会稽赵之谦同时审定”印可知，沈树镛不仅是此拓本的题签、收藏者，还是这次审定活动的组织者。参加同时（现场）审定的还有胡澍、魏锡曾、赵之谦，俞樾则是参加“通讯审定”者。时间当为赵之谦题跋所说的“癸亥十月（清同治二年，1863年）”。可惜的是胡、魏两人的审定意见和沈之意见及其给俞樾的信扎都未能留下来，只有赵、俞两人的见解留在拓本上，内容已见前述。吴广霈案语肯定了俞樾提出的“应考八月丙寅”之法，引用张德容《二铭艸堂金石聚》的观点，并批驳了潘伯寅的“汉初赵刻说”，认同了张的“赵武灵王说”。
另一次见于“赵廿二年刻石”拓本题跋。此拓本为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光绪拓整纸本。其上裱边有黄国瑾题记，左、右侧裱边分别有丁绍基题跋和王枏题跋，下裱边为王树枏再跋与退苍老人樊榕题识。黄、丁、王的题识分别题于光绪五年七月和十一月，且都是在直隶（今河北）保定的莲池书院。主人樊榕的题识说明此拓本系永年胡月舫（景桂）所赠，与黄、丁、王的题识均系劫后幸存，十分珍贵。但对于黄、丁、王所讨论的拓本问题，樊榕却没有发表己见。王树枏的题跋，一是从史实发生季节、在位无廿二年之久及八月无丙寅之日等角度进一步批驳了沈涛的“后赵石虎建武六年”说；二是考查了两汉六个赵王廿二年的干支月日，指出五位赵王的廿二年八月有丙寅日，并从纪年法上质疑了刘宽夫定的“赵王遂”之说；三是从地理上考证了石刻所在地为赵地。王树枏的“再跋”，从书体上对张德容《金石聚》的“赵武灵王”说提出了质疑，认为“周时不应有李斯小篆体”，并从地理上论证，认为“此刻仍属前汉者近是”。 王树枏还以“猪山名不见于书”为由，否定樊彬《畿辅碑目》的“猪山”说。有意思的是，他知道猪山“俗名太宗山，一名石山，与狗山对峙”，却死认书本，为“狗山”说圆场，说什么“古人盖同名狗山也”。 此外，王树枏还罗列了了四行与猪山刻石无关的题名残石，批评张德容《金石聚》所收“亦非完本”。 黄国瑾的这篇“题记”，主要通过对“醻”字进行了考证，以“亦足证（此为）汉石之一端也”。不过，从“家大人及今新城王君考之尤详，信为汉刻无疑。”一句中，可知其父黄彭年是与王树枏一样“信为汉刻无疑”，并进行了详细考证的。这就与前面所引胡景桂在《广平府志》里的“案”语中“贵筑黄氏彭年云：此战国赵武灵王时所刻。”相矛盾了。《广平府志》修成于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此时黄彭年、黄国瑾父子虽均已去世三年，但他对黄彭年主纂的《畿辅通志》、黄国瑾为其赠樊拓本的题记似应有所闻见，这从《广平府志》与《畿辅通志》一样收录了丁绍基为其赠樊榕拓本的题跋的基础上扩充而成《求是斋碑跋》有关内容可见一斑。而且此时距张德容《二铭艸堂金石聚》提出并多方论证了“赵武灵王”说已二十余年，他为何不引张德容说而用黄彭年说呢？是不是黄彭年另有别说，不得而知，但从《畿辅通志》不录张德容“赵武灵王”说而录王树枏题跋看，其子黄国瑾的说法当为可信。
鲁迅抄录的《群臣上醻刻石》史料手稿。鲁迅曾于1915年6月6日和1916年8月4日两次在北京琉璃厂购得《群臣上醻刻石》拓本。并抄录了《交翠轩笔记》、《畿辅碑目》、《续寰宇访碑录》、《求是斋藏碑目》、《王树枏跋》、《磁州府志》、《畿辅通志》、《光绪永年县志》等八种文献中的有关史料及论述，共计17页《手稿》，为研究做准备。后来也许是投身新文化运动而无暇顾及，没有继续研究，但鲁迅的这些《手稿》表明：1、《群臣上醻刻石》的尺寸为“高五尺二寸，广四寸”，与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二所载不同。2、他虽然将刻石所在地也误为“娄山”，但加了“西峰”两字，可见他把“猪山”误为“娄山西峰”，虽不准确，但离事实近了一步。但页边下部仍均写“娄山刻石”及页次。3、他抄录的《磁州府志》一则与其后抄录于《光绪永年县志·一四》的末段文字完全一样，只是少了最后一句话，显然有误。4、他也认为石刻年代为“汉”。
这一阶段著录并研究猪山刻石的还有清代刘喜海的《金石苑》、杨铎的《函青阁金石记》、不着编人的《求恕斋碑录》、王懿荣的《汉石存目》、汪鋆的《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叶昌炽的《语石》、康有为的《广艺舟双辑》及方若著、王壮弘增补的《增补校碑随笔》等。刘位坦、潘伯寅、黄彭年等的考证则未能得见原始资料。总的来看，这一阶段虽说几乎与中国近代史同步，西学东渐对中国的传统学术已造成了很大冲击，但在猪山刻石研究方面基本上还是信守着传统金石研究的套路，未能突破乾嘉以来的朴学藩篱。
二、相对沉寂的中六十年
这一阶段从“五四运动”（1919年）到改革开放前夕（1978年）。猪山刻石研究在这一阶段之所以相对沉寂与当时中国的整体社会环境和学术氛围有关。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传统文化受到了猛烈批判。虽说也曾有所谓“整理国故”之倡，终难成气候。再加上国家民族危亡，抗敌救国为第一要务。整个金石之学不昌，何论区区一摩崖刻石？建国以后，尤其是“文革”前后的十多年，受极左思潮影响，传统文化被当作“四旧”而破除，更是少有涉足此类研究者。
尽管相对沉寂，这一阶段还是有几件与猪山刻石研究有关的事值得关注：
一是有关著作的整理出版。如前面提到的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作者生前未得出版，直至民国十四年（1925年）才由吴兴刘承干希古楼刊行，校刊者为王季烈、章钰，历时五年方成。还有樊彬的《畿辅碑目》也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由河北博物院以铅印线装本出版。二是日本二玄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了《书迹名品丛刊》。系影印我国历代书法名品，自殷周秦汉讫于宋元明清（包括金文、石刻、墨迹），大小篆、隶书、楷书、草书名品二百余种。其中即辑入了《群臣上醻刻石》，但名称也叫“娄山石刻”，地点误为河北永平县。
三是从民国六十六年（1977年）起，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了大型丛书——《石刻史料新编》。全套丛书共4辑100册，收集金石类书籍共1095种。我们在评述第一阶段情况时引用的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第一辑6、7、8册）、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第27册）等著作几乎都收入了。四是1978年11月，邯郸地区文化局印发的《邯郸地区文物普查资料汇编》（内部资料），著录“七、石窟及碑碣·（三）朱山石刻”：“在永年县永合会公社吴庄村正北约二里朱山顶上，有一细红沙岩，岩石上刻有字一行，刻字为斜面西向。文字内容，‘赵廿二年八月丙寅群臣上 醻此石北’，为后赵石虎建武六年（公元340年）”，把猪山刻石列入了文物保护范围。
这些著作的出版，扩大了猪山刻石在海内外的影响。把猪山刻石列入文物保护范围则有利于防止和减少人为破坏和自然风化。这些都为近30年乃至今后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在个案研究方面，需要重视的是徐森玉先生发表在《文物》1964年第5期上的《西汉石刻文字初探》一文。该文引述了沈涛、张德容、赵之谦、丁绍基之说，指出此刻亦不应视为后赵石虎时物，其原因除张德容所说外，更在于以现存晋以后的篆书看，此刻显然远为古拙。但他也不同意张德容“赵武灵王廿二年”说，而是认同陆增祥的看法，指出，以其字体和石鼓文相比，固已差距很大，即以秦始皇刻石而论，似亦应在此刻之前，因而“群臣上醻刻石”决不可能早到周赧王十一年。他还对丁绍基认为赵王遂廿二年匈奴入侵、大旱及蝗灾，“汉廷君相方切忧劳，而藩国群臣反晏然上寿刻石贡谀，无是理也……似不应狂悖乃尔。况赵王遂以幽王子绍封，也非始封之君，不得云赵廿二年”的说法进行了批驳，指出封建统治阶级本来就是不顾人民的死活，刻这几个字又谈得上什么狂悖不狂悖呢? “五凤二年鲁卅四年”，属鲁孝王庆忌时，但鲁始封的是共王余，当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距五风二年(前56年)已百年，显然也不是鲁始封的年号。徐森玉先生的这一番探讨，对此后赵王遂廿二年说的流行起了很大作用。
三、继往开新的近三十年
这一阶段实际上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猪山刻石研究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与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和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而同步发展的。这一阶段猪山刻石研究的特点就是继往开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各种金石书法篆刻工具书、专著纷纷著录并评述猪山刻石。据笔者阅览所及的就有十多种，列如下表：
二是在一些金石书法、历史地理、文化旅游等方面的论著中也兼及猪山刻石的评述，并往往附其拓片或照片。
1、1984年12月版《永年县地名志》。其中“自然地理编·猪山”条引《畿辅通志》称“猪山……绝顶有摩崖石刻”，著录了其内容，并指出“清光绪三年《永年县志》认为是西汉赵敬肃王刘彭祖时物，而1978年《邯郸地区文物普查资料汇编》以此石刻为后赵石虎建武六年时物，清光绪十九年《广平府志》则倾向于猪山上醻（误为“酬”）石刻是战国赵武灵王时物，不知孰是。”而在其“文化地名编”则专列了一条“猪山石刻”，除了上述内容外，还说明“石刻长2米、宽0．4米，为长条状摩崖石刻，刻字面依山斜面向西”，并从石刻字体结体、石刻内容与《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武灵王大朝信宫、两次攻中山的可能关联，以及赵武灵王始称王开始赵国纪年的合理性四个方面加以论证，认为“猪山石刻应该是赵武灵王廿二年(公元前304年)所刻，距现在已有2286年的历史了”。在前人“赵武灵王”说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其后还附有县文物保管所供稿的猪山石刻照片和拓本。
2、施蛰存《金石丛话· 八·汉代石刻文》。作者认为，“汉代石刻，据现有的记录，最早的是‘群臣上 醻刻石’。”除著录了猪山刻石内容外，还说“金石学者以为是汉初赵王的遗迹。当时王国都有自己的纪年，用自己的国号，故不用大一统的国名‘汉’。但也有人以为是战国时赵武灵王所制。这一意见，被许多人所否定。因为从书法看来，战国时还不可能有这种方折的篆书。1942年，在曲阜发掘出一块有图案纹的长方石，其一边有刻文云：“鲁六年九月所造北陛”。学者考定为汉初鲁灵光殿的阶石。这就证明了“群臣上”石是西汉初赵王的刻石，因为纪年的方法相同。”至于是汉初哪个赵王，没有深究。但是他把刻石的地点误为“河北省广平县的山上”，显然是把清代“广平府”与其属县“广平县”混淆了。
3、《猪山石刻天下奇》。此文认为“小篆字体，早在秦统一前，便通行山东诸国了。所以猪山刻石应是战国时代赵武灵王或惠文王时的遗物。”并从史实上进行了推理。
4、孙继民《战国赵信都地望考》。本文的“第二，猪山石刻”部分，除著录石刻地点和内容外，从干支纪年角度否定了“西汉赵敬肃王刘彭祖”说、“后赵石虎建武六年”说，认为“从历法和书法的角度推断猪山摩崖石刻的时间是在西汉的刘遂时期，一般来说，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不过，也不能完全排除石刻年代是战国赵国时期的可能。”同时还论述了“ 赵国群臣‘上醻’（文中误为‘酬’）的‘此石北’同战国时期赵国的信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此文书前插页有《猪（朱）山西汉石刻》彩照，文中有石刻拓片。
5、王贤春《群臣上醻石刻释疑》。本文除著录猪山刻石地点和内容外，讲了三个问题：一、关于石刻时间。基本认同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的观点，即“仍从刘氏定为西汉（刘遂）时物。”二、关于石刻中“醻”考。认为“此刻作上醻，尤足考见古义”，“ 有的书‘酬’、有的读者读‘酬’为误”。 三、关于刻石处址补正。认为“位于河北邯郸西北20公里朱山（俗称猪山）顶上”，“亦称娄山石刻” 则为误，言“在河北永平”则更为错误。此文前有朱山石刻照片、拓片和清晖书院内朱山石刻复制品的照片。
6、刘裕民、李亚的《邯郸览胜》。该书“朱山石刻”条有几点值得注意：一，认定朱山石刻“为西汉后元六年(前158年)汉赵国诸臣为赵王祝福、祈祷所镌刻。”二、把“醻”录为“酬”，并说石刻“长1．5米，宽O．52米”，与其它记载有别。三、指出“朱山石刻在清道光年间，由广平府知府杨兆璜首次将刻石公诸于世。”四、引用清代光绪版《永年县志》、《中国书法大辞典》、康有为和《河北金石辑录》的有关论述。并依《汉书》卷四文帝本纪所载，论说了朱山石刻与赵王刘遂由盛而亡的关系。五、说明“朱山石刻在1982年7月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时，曾将年代定为后赵，现改为西汉后元六年(前158年)”。六、肯定“‘赵廿二年’这一明确纪年，为我国西汉时期分封诸侯王国纪年的首次发现”，“对研究西汉时期政治制度和书法艺术具有极高的价值。”其“拓片已被英国、法国、日本等博物馆所珍藏”，“吸引着海内外众多的书法家和考古学家来此考查研究。”并附有“日本专家学者参观朱山石刻”照片一帧。文中彩印的“朱山石刻照片”（裸石，无风雨亭）和“朱山石刻拓片”，年代似较早，比一般资料上的清晰。
此外，这一阶段中还有张建华主编的《邯郸辞典》、赵福寿主编的《邢台通史》、《对联、碑碣》（碑碣部分为宫晶编著）、赵建朝、孟光耀、张建华、王士录编著的《邯郸游览》等均有猪山刻石的著录或论述。邯郸市文物局 “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记录档案”中还存有永年县文保所李一平的《关于》打印稿。互联网上也发表了不少猪山刻石的拓片、照片及相关文论，不可胜数。
三是出现了系统研究猪山刻石的历史学者。这就是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秦进才。秦教授先后发表了《汉初与皇帝“共天下”的诸侯王》、《西汉群臣上醻刻石探微》、《群臣上醻刻石与西汉王国纪年探索》、《西汉群臣上醻刻石两拓本价值初探》、《西汉群臣上醻刻石新探》。此外，还有讲稿《历史研究问题的发现与探讨——以西汉群臣上醻刻石为例》和延伸研究论文《〈春秋繁露·止雨〉“二十一年”管窥》等。这一系列文稿按照作者提出的“新理论、新视角、新方法”，比较系统深入地探讨了：一、“群臣上醻刻石”的发现者和地理位置问题，认为“当是尚考订、嗜金石的沈涛，地理位置在今河北邯郸市永年县朱山上”，纠正了一些著录中的地名错误。二、从政治制度发展史角度、用与考古发现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西汉初的王国纪年问题，肯定了群臣上醻刻石的“赵王遂廿二年”说。三、“介绍群臣上醻刻石两拓本的录文与有关题跋、题签、捐赠者的情况”，探讨了“两拓本在保存群臣上醻石刻百余年前的风貌、记载流传情况、反映晚清学者人际关系、手札题跋与版本校勘、记录刻石年代讨论情况等”，为今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翔实资料。四、西汉群臣上醻刻石的史料价值。可以说，秦进才教授是迄今为止研究猪山刻石的第一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