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全名为中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一家集编辑、印刷、出版、发行于一体的出版机构，于1912年1月1日由陆费逵筹资创办于上海。创立之初，以出版中小学教科书为主，并印行古籍、各类科学、文艺著作和工具书等。同时，中华书局还自办印刷厂，至1937年拥有印刷机械300余架，职工1000余人。
1954年5月，中华书局总部迁址北京，1958年改为以整理古籍为主的专业出版社，在整理出版古籍和学术著作方面更有长足的进展，从而享誉海内外。曾出版《中华大字典》《四部备要》《图书集成》《中华百科丛书》等。
公司名称中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总部地点北京成立时间1912年1月经营范围出版、印刷公司类型经历过私营、公私合营、国营阶段简 称中华书局官方网站www.zhbc.com.cn
历史沿革
中华书局于1912年1月1日在上海创立，创办人为陆费逵。 初系合资经营，资本25000元，以编印新式中小学教科书为主要业务。中华书局的创建是辛亥革命的产物。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在商务印书馆任出版部主任的陆费逵与戴克敦、陈寅等，约请编辑人员秘密编写新教科书。1912年元旦，中华书局开业后，提出“教科书革命”和“完全华商自办”的口号，与商务印书馆竞争。首先出版新编的《中华教科书》，以其国旗图案抢占了大部分教科书市场。“于是改公司，添资本，广设分局，自办印刷”，后又盘入文明书局、民立图书公司和聚珍仿宋印书馆，迅速发展成为国内民间第二大出版机构。书局成立之时于福州路东首租3间店面。又在福州路惠福里设立印刷所，不久迁河南路。
1913年设编辑所。沈知方（芝芳）加入，陆费逵任局长（后称经理），沈知方为副局长，编辑所所长先后有：范源濂、戴克敦、陆费逵、舒新城等。随后，总公司迁至东百老汇路（今东大名路）AB29号，并租用其旁之民房，设编辑、事务、营业、印刷四所。其编辑所后又移至东百老汇路88号。总店（发行所）先设在抛球场（今河南路南京东路口）。
1915年改为股份有限公司，自办印刷所，增设发行所；翌年资本增至160万元，职工达1000余人，继商务印书馆之后成为国内第二家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体的出版企业。
1916年迁至棋盘街（今福州路河南路转角）新建的5层楼大厦，店面10间，与商务印书馆贴邻。同年，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哈同路（今铜仁路）口建成总厂，除印刷所外，总办事处和编辑所也设于此。总厂占地面积40余亩，居当时上海各印刷厂之首。由于大量购地建房造成资金短缺，加上副局长沈知方挪用公款投机失败，又因同业竞争，售书赔本，发生经济危机，几至停业。书局曾租给新华公司，又曾与商务谈判合并而未成。后有常州资本家吴镜渊等组织的“维华银团”及董事高欣木等组织的“和济公司”给予贷款，书局才得以维持。其间，陆费逵曾一度辞局长职，任司理，由史量才继任局长，仅两个月后收回，仍由陆费逵任总经理。
1917年，因资金周转不灵，几至停业。经多方设法，营业重获发展。
1920年前后，书局承接印制克劳广告公司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烟壳的业务，获利丰厚。
1929年创办中华教育用具制造厂，制造教学文具仪器。
1932年扩充印刷所，1933年在九龙新建印刷分厂。
1933年在香港九龙建立印刷分厂，设备之新，号称远东第一。
1935年在上海澳门路建成印刷总厂，购置先进印刷设备，既印本版图书，也承印地图、邮票、香烟壳子以及政府的有价证券、钞票、公债券等。书局大量承印国民党有价证券和小额钞票，印刷业务更加发展。同年在澳门路469号建成新厂，总办事处和编辑所也设于此。
1937年春，资本扩充至400万元，在中国大陆各地和香港、新加坡开设40余个分局，年营业额约1000万元，进入全盛时期。抗日战争爆发后，陆费逵赴香港，成立驻港办事处，掌握全局重要事务；上海方面由常务董事舒新城等主持日常事务，设在公共租界的印刷总厂以“美商永宁公司”的名义维持营业。
1941年7月9日，陆费逵在九龙病逝。随后太平洋战争爆发，领导核心内迁，在重庆设立总管理处。此间，仍然印制教科书，编辑出版各种图书杂志。抗战胜利后，总管理处迁回上海，印制教科书的业务虽迅速恢复，但图书杂志出版业务逐渐陷入困境。1941年陆费逵在香港去世后，李叔明继任总经理，上海方面由吴叔同任经理。抗日战争时期，静安寺老厂印钞部转移至香港分厂，澳门路总厂改名“美商永宁公司”，由美籍商人A.F.沃特生任经理。日军进占租界后，永宁公司被封，第二年才启封。
1942年2月书局在重庆成立总管理处，抗战胜利后迁回上海。
1949年2月李叔明离沪，舒新城任代总经理。7月舒新城辞职，沈范继任。
1954年5月，中华书局实行公私合营，1954年总公司迁至北京，同时在上海留有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
1958年改组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同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中华书局被指定为该小组的办事机构，成为整理出版中国古代和近代文学、历史、哲学、语言文字图书及相关的学术著作、通俗读物的专业出版社，承担着国家级古籍整理的基本项目。
2012年中华书局迎来百年华诞，举行了一系列庆祝活动。国家邮政发行了特种邮票1枚。
创办宗旨
1912年1月建局之初，奉行“开启民智”的宗旨，发表于1912年1月25日的《中华书局宣言书》中称：
一、养成中华共和国国民。
二、并采人道主义、政治主义、军国民主义。
三、注意实际教育。
四、融和国粹欧化。同月，中华书局创刊《中华教育界》。
1912年陆费逵在《民国教育方针当采实利主义》一文中写道：“教育宗旨，以养成‘人’为第一义。而人之能为人否，实以能否自立为断。所谓自立者无他，有生活之智识，谋生之技能，而能自食其力，不仰给予人是也。欲达此目的，非采实利主义为方针不可。”
“实利主义教育的兴起，在于要使实业的需要真正成为整个教育的中心，以谋求整个中国教育从宏观到微观的以实际为标尺的改造。”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周其厚博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除此之外，陆费逵等人还大力提倡乡村教育，职业教育、妇女教育、儿童教育等。”
在1921年的《我国书业之大概》一文中，陆费逵对中西方民众读书习惯的差别分析如下：“（中国）国民智识太浅，舍此等（如《三国演义》）小说书外，他书不能阅耳。此刻欲补救此弊，有二途：一，普及教育，增加人民智识。二，发行代替小说的科学或文学书，以便人民购阅。”
主要业务
出版
中华书局从1912年至2012年，共出版图书3万余种，获奖图书累计563种，其中国家图书奖和中国出版政府奖的获奖数量在全国同行业中名列前茅。从1912年到1949年，中华书局共出版各类图书约6000种，包括教科用书、古书、字典辞典、杂志、各科新书、儿童读物、外文书籍、碑帖书画等。1949年以后至2012年，中华书局累计出书2万余种，包括古近代经典文献、工具书、期刊等。
中华书局从创办起就把业务重点放在教科书上。除了最先出版的《中华教科书》以外，先后出版了《新制教科书》《新编教科书》《新式教科书》等大量中小学、师范学校教科书及教师用书。共400种。抗日战争时期，中华书局奉命在重庆参加国定本教科书联合供应处，承供教科书占23%。
中华书局从创立至1949年的三十七年间，先后编印出版了《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辞海》《饮冰室合集》等重要书籍，卢梭《社会契约论》、达尔文《物种原始》等重要译著，以及几十种杂志，在学术界颇有声望。
1949年以后，在顾颉刚、唐长孺、启功、张政烺、王锺翰、王力、钱锺书、季羡林、任继愈、何兹全、饶宗颐、冯其庸、袁行霈、裘锡圭等各界学者和金灿然、张静庐、章锡琛、徐调孚、陈乃乾、宋云彬、马非百、马宗霍、杨伯峻、周振甫、李侃、赵守俨、傅璇琮、程毅中等专家学者型编辑的共同努力下，中华书局编辑出版了《资治通鉴》、《全唐诗》、《全宋词》、《永乐大典》、《古逸丛书三编》、《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甲骨文合集》等古代经典文献，以及“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历代史料笔记丛刊”、“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中华史学丛书”、“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新编诸子集成”、“中国佛教典籍选刊”、“道教典籍选刊”、“理学丛书”、“学术笔记丛刊”、“古逸丛书三编”、“清人书目题跋丛刊”、“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等，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基本典籍，积极地推动了学术研究与发展。特别是从1958年至1978年，历经二十年时间，组织整理、出版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本，被公认为新中国最伟大的古籍整理工程。相继编辑出版了《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文》《全唐诗》《全宋词》《古本小说丛刊》《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资治通鉴》《文苑英华》《太平御览》《永乐大典》《册府元龟》《清实录》《光绪朝朱批奏折》《中华大藏经》等一大批古代文史哲经典文献。中华书局还出版了梁启超、王国维、顾颉刚、陈垣、王力、钱钟书等著名学者的学术著作；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学术集刊、文史类期刊《文史》《文学遗产》《书品》等，在学术界、读书界、教育界有着广泛的影响。
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方面，中华书局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先后出版了《左传译文》《论语译注》《孟子译注》《庄子今注今译》、白话《资治通鉴》、白话《续资治通鉴》《通鉴故事百篇》《新编千家诗》、简体横排本《二十四史》、简体横排增订本《全唐诗》《全宋词》，以及1981年创刊的《文史知识》、1998年复刊《中华活页文选》（成人版、高中版、初中版、小学版），出版系列丛书《中华经典普及文库》等等。
中华书局还出版了不少中西字典、及专科辞典。最早出版的是1913年出版的大型汉语工具书《中华大字典》，收单字4万余，400万言，超过以前出版的字书，并校正了《康熙字典》4000余条错误。800万字的大型辞书《辞海》由舒新城、徐元诰、张相、沈颐等主编，1915年开始编写，1936年出版，先后参加者有百数十人，历时20年之久。《辞海》是中国近代规模较大的一部含古今汉语语词和百科词目的大词典，初版时以16开及32开两种开本装订，以字典纸及道林纸两种纸张印刷，后又出版南平毛边纸本等，各种版本行销总数在100万部以上。
1913年中华书局陆续编辑出版《中华教育界》《中华小说界》《中华童子界》等杂志。中华书局在开业之初出版发行的杂志风行一时，号称“八大杂志”，有《中华教育界》、《中华小说界》、《中华实业界》、《中华童子界》、《中华儿童画报》、《大中华》、《中华妇女界》以及《中华学生界》。其中梁启超主编的《大中华》在社会上颇具影响。黎锦晖等主编的《小朋友》创刊于1922年。其他杂志还有，《中华英文周报》（1919年创刊）、《新中华》（1933年创刊）等。各科新书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文学艺术等类图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有：《新文化丛书》（马君武翻译的达尔文的《物种原始》被列为丛书之一）、《社会科学丛书》、卢梭的《民约论》全译本（马君武译）、亚当·斯密士的《国富论》及里嘉图的《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郭大力、王亚南译）等。文学艺术方面有：《少年中国学会丛书》（田汉翻译的莎士比亚的《哈孟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列入丛书）、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郭沫若译）、张闻天的《青春的梦》、李劼人的《死水微澜》和刘海粟编的《世界名画集》等。
印刷
除印刷本版出版物外，还承接各界印刷业务，包括债券、证券、钞票、商标及工商界大宗印件等。书局引进国外现代化印刷机器，其印刷种类有铅版、聚珍仿宋版、石版、铝版、橡皮版、凹版、凸版、珂罗版、影写版、照相铜版锌版、三色四色铜版、电镀铜版钢版等。其印刷设备技术当时在国内乃至东亚地区是较先进的，彩印业务为中国第一。除了出版印刷业务外，发行所还兼营国内外仪器文具，并在昆明路自设中华教育用品制造厂。编辑部附设图书馆，1916年开设藏书楼，自1925年起改称图书馆。由于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被战火烧毁，中华书局图书馆成为民间出版机构附设图书馆中藏书最多的一家，藏书50余万册，其中丛书、类书、地方志、金石书画、工具书、教科书、报纸杂志等均收藏丰富。
百年来，中华书局整理出版了一大批典籍力作，累计出书两万余种，在海内外享有较高声誉。精品图书纷呈迭现的同时，经营业绩突飞猛进，2010年实现销售收入1.35亿元、利润2000万元。
分支机构
中华书局成立当年，为了推销中小学教科书，在天津、南昌、汉口、广州、杭州、南京、福州设立分局或经理处。1936年又增设33处，随着事业的发展，至七七事变前，分支机构有四十余处，抗战胜利后还设立台湾分局，网络遍及全国各地。1923年设立新加坡分局，1927年设立香港分局。
香港局
香港主要书局之一，于1927年成立，初建时名称为中华书局香港分馆；1988年改名为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并成为联合出版集团成员之一。
台湾局
台湾也有一个台湾中华书局，台湾中华书局值得一提的出版品是翻译英文小说《飘》（乱世佳人）及它的续集，也曾出版过《大英百科全书》的繁体中文版，不过已经把店面关闭，只留下办公室及存书仓库。
图书馆
中华书局1916年设立图书馆，陆续收藏各类书刊五十余万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图书馆所藏图书大部分留在上海辞书出版社，中华书局到北京后也开始建设图书馆，藏书几十万册。善本室里藏有宋版图书，成为中国重点古籍保护单位之一。
主要荣誉
社会评价
哲学家任继愈曾说，中华书局“发奋努力，追赶失去的时光，策划了许多大型项目，继续为文化学术界提供基本典籍”。
学者曹道衡说：“中华书局出版的书刊质量高，把稿子交给中华书局最为放心。”
2012年1月8日，中华书局百年庆祝活动上，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阎晓宏认为，中华书局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等一大批代表新中国古籍的图书相继出版，在传承中华文化、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2年3月22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胡锦涛致信中华书局，称：中华书局恪守传承文明职责，秉持守正出新宗旨，在一代又一代员工的不懈努力下，整理、出版了一大批古籍经典和学术新著，为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学术繁荣、提高民族素质、推动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华书局百年庆典各界寄语图片图册图片来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