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升昌票号
中国票号博物馆位于平遥县西大街日昇昌票号旧址,1995年10月18日建馆开放。日昇昌票号前身为“西裕成”颜料庄,财东李大全和掌柜雷履泰于清道光四年出资30万两银改营,是中国第一家专营存款、放款、汇兑业务的私人金融机构,以“汇通天下”著称于世。票号博物馆占地面积1963 平方米,建筑面积2414平方米,三进院落,100余间房屋。
精简有别清代中叶,等级森严,这一特点也体现在商业店铺的建筑上。日昇昌21座建筑中,在精致与简陋上,具有明显的区别。总经理居室,建筑较为精致;小伙计住的柜房,则要简陋得多。同在账房内,主账先生住里间单间,副手则住大间,睡通炕。精简有别,是日昇昌以及其他商号店铺普遍存在的现象。突出实用日昇昌的建筑,突出实用是一个显著特点。这是商人重利主义原则在建筑观念上的一个重要反映。在日升昌多处建筑中,都体现了突出实用这样一个原则。最为明显者,如伙房建筑。在后院东房中,有设置较好的顶柜,用于放置干鲜蔬菜。齐整的墙柜,则放置灶具、碗筷、油盐酱醋等。烟道过山墙处,为防止火灾,不用挑檐木而用了石头挑檐。
- 中文名称
- 中国票号博物馆
- 类 别
- 历史文物博物馆
- 地 点
- 平遥县
- 开放时间
- 1995年10月18日
景点介绍
中国第一家票号-----日昇昌,创建于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百年沧桑,业绩辉煌,执全国金融之牛耳,分号遍布全国30余个城市、商埠重镇,远及欧美、东南亚等国,以“汇通天下”著称于世。日昇昌票号创立后,先后有介休、太谷、祁县相竞效仿。她的诞生与发展,有利地促进了全国金融流通,加速了资本周转,对当时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掀开了中国金融史的光辉一页。中国第一家票号——日昇昌,座落于“大清金融第一街”平遥古城西大街的繁华地段。整座旧址占地2324平方米,用地紧凑,功能分明。但就是这样一座小小院落,开中国民族银行业之先河,并一度操纵十九世纪整个清王朝的经济命脉。公元1823年,由平遥西达蒲村李大全投资白银30万两和细窑村掌柜雷履泰共同创立日昇昌,从此结束了中国镖局押送现银的落后金融局面,极大地加速了商业运转和货币流通,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经济迅猛发展。其经营的黄金时期年汇兑总额高达3800万两白银,可谓“日利千金”;其经营网点遍布除东北、西北以外的整个中国,可谓“一纸风行”。然而,更让我们叹服的是:票号产生的百余年间,外患频频,内乱不断,日昇昌在风雨飘摇的一百年,纵横捭阖,雄视商界,形成了一整套极具现代意义的管理制度。如今的日昇昌旧址,已开辟为中国票号博物馆。人们在这里所见所闻的是一百多年的过去。尽管日昇昌小小的院落无法与现代银行的摩天大楼相比,日昇昌仅有的分号也无法与当代覆盖全国的金融网点相比,但我们可以从日昇昌看到当代银行的影子;从日昇昌领略到中华民族的智慧;我们可以从日昇昌感受一种锐意改革的精神,鼓闻一个时代进步的声音。发展历史
综述清代康、雍、乾、嘉年间,本城当铺、账局、钱庄、银楼等组织已初具规模。嘉庆十八年(1813)重修市楼碑志载,平遥商号700余家,其中金融字号有25家。商业金融并重的行业优势,为票号在平遥首创成为最现实的可能。嘉庆年间嘉庆年间,在平遥众多的商号中,有一家叫西裕成的颜料庄,总号设在城内西大街,财东是西达蒲村李家。西裕成商号经营多年,资力雄厚,在京师、天津、汉口、成都等城市开设有分号。先后在汉口分庄和京师分庄任经理的雷履泰,在经营同乡、亲友少量汇兑银两的过程中,借鉴古代飞钱、便钱(或便换)的经验,克服账局只营货币借贷不经营汇兑的缺陷,逐步总结出一套较为完整的汇兑经营模式。当雷被调回平遥总号任理时,建议东家将颜料庄改为专营银两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的票号。经财东李大全同意,投资30万两文银,于道光三年(1823)左右,正式成立了中国第一家票号—日昇昌,意在如日东升,生意昌盛。雷履泰出任总经理(大掌柜)。日昇昌票号成立后,解决了国家银行未出现前大宗项银两往来的困难,并很快在全国40余个大中城市设立了分号,票号业务搞得红红火火。道光六年(1826)道光六年(1826),在平遥城多年经营数家商号的介休县北贾村大财东侯培余,早已十分关注日昇昌票号的经营状况。侯趁日昇昌协理(二掌柜)毛鸿翙与总经理雷履泰发生矛盾退出票号的机会,重金聘请毛并委以重任,先后将蔚泰厚绸布庄、蔚丰厚钱铺、蔚盛长绸缎庄、天成亨细布庄。新泰厚绸缎庄等5个商号均改营为票号,组成了著称于世的平遥“蔚”字五联号。道光十八年(1838),日昇昌财东和掌柜议定,由日昇昌票号出资,成立日新中票号,以增加与"蔚"字五联号的抗衡力量。从此,平遥票号发展到7家,初步形成了山西票号中最早的平遥帮,走过了平遥票号的初创阶段。道光二十年(1840)-咸丰十年(1860) 在平遥票帮形成的同时,邻近的祁县、太谷大财东也争相效仿。先后有太谷志成信、祁县合盛元等票号成立,逐步形成山西票号中的平、祁、太三帮。正当平遥票号初创不久、稳步发展的时候,道光二十年(1840),发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制度逐步由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久,又发生了洪秀全领导的农民起义以及随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战火连年,使平遥票号一度进入曲折期。尤其南方各分庄,或遭抢劫或收撤,“伙友人身不得安宁,财产银钱难以避险”,汇兑业务无法正常进行。平遥票号面对困境,一方面不得不暂撤分庄,缩小规模,裁汰人员,减轻负担,以曲求伸;另一方面,仍在迎难而上,顽强奋斗。咸丰三年(1853),榆次聂店村大财东王栋在乎遥南大街又设立了协和信票号;咸丰六年(1856),又与本邑王智村米秉义共同投资,设立了协同庆票号。在咸丰九年(1859)前,由蔚字五联号创始人毛鸿翔等人投资,设立了蔚长厚票号;咸丰十年(1860),祁县大财东渠氏父子,又在平遥城南大街设立了百川通票号。平遥票号发展到11家。咸丰十一年(1861)-光绪十六年(1890)咸丰十一年(1861)始,平遥票号进入蓬勃发展期。同年,介休县北辛武村巨商冀家,看好票号发展势头,将在城内东大街经营多年的乾盛亨布庄改营票号,带动了票号业的发展,成为平遥票号发展的重要标志。此后30年间,相继成立的票号还有:谦吉升、其昌德、云丰泰、松盛长、祥和贞、义盛长、汇源涌、永泰庆等,共计达到20家。平遥票号在各地的分号遍布全国68个城市和商埠重镇,分号总数增加到367个。光绪六年(1880),在迅速崛起的口岸城市上海有14家平遥票号分号。光绪七年(1881),在素有九州通衢之称的汉口,有山西票号分号32家,其中平遥票号分号达16家之多,占半壁江山。光绪十一年(1885),在河南开封集中了平遥票号7家分号。光绪十六年(1890),蔚丰厚票号不远万里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设立了分号。平遥票号在全国各地没立的分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金融网络,成为"汇通天下"的主力军。平遥票号进入发展期后,业务不断扩展。由前期以商业放款、汇兑为主和兼办捐生捐纳,大量转向揽办军饷、协饷、赈款、税银汇解等官款业务,成为清户部银行成立前清政府的重要金融工具。与此同时,平遥票号在发展中优胜劣汰,不断分化,一些先天不足,经不起金融风潮冲击的票号很快被淘汰。其间,有云丰泰、祥和贞、松盛长、谦吉升、义盛长、汇源涌等6家票号先后倒闭。光绪十八年(1892)-光绪二十五年(1899)光绪十八年(1892)后,平遥票号进入鼎盛时期。其表现除规模扩大、形成遍布全国的分号网络,为国内外贸易和商品流通提供更加充足的资金和服务外,更主要表现在承担了清政府财政和银行的部分职能,平遥票号与清政府的关系更加密切。一些较大的票号,多有清廷高级官员作后台。日昇昌交好历任粤海关监督和庆亲王、赵舒翘等,蔚盛长交好庆亲王,川通交好张之洞,协同庆交好董福祥,蔚丰厚交好赵尔巽、袁世凯等。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失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告终。清政府被迫答应赔款2亿两白银。甲午赔款变为向英、法、德、俄四国借款。借款和赔款,每年偿还本利2000余万两,全部由各省按期解往上海江海关道衙门,以备交付各帝国主义在华银行,这就大大增加了票号汇兑量和经营资本。平遥票号成为汇解借款的重要角色。光绪二十二年(1896),山西巡抚胡聘之,将应解英、法、德、俄的8.5万两白银,交平遥票号蔚盛长、日昇昌和祁县票号合盛元共同承汇;后又交蔚盛长单独承汇15万两白银。河南巡抚刘树堂集银11万两,交蔚盛长、日昇昌、新泰厚等平遥票号分别承领汇解。光绪二十五年(1899),广西巡抚黄树森筹银15万两,交百川通票号汇解江海关投纳。同年,四川总督奎俊筹凑23万两白银,交协同庆等平遥票号汇解江海关兑收;两广总督谭钟麟、广东巡抚许应骤迫挪凑白银36万两,交协同庆票号汇解江海关查收;革职留任的福州将军裕禄拨汇英、德借款12万两白银,发交蔚泰厚票号和南方源丰润票号共同承领,解赴江海关道库交纳;陕西巡抚魏光焘,两次汇解白银12万两,均交协同庆票号承办。光绪二十六年(1900)-光绪三十二年(1906)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占天津,打进北京,清王朝岌岌可危,西太后和光绪皇帝被迫离京,逃往西安。“国难当头”之时,平遥票号全力承担了国家财政职能,对“两宫”西行的一切费用、军支等,一概接纳办理。西太后和光绪皇帝西逃途中路经平遥时,在协同庆票号总经理赵德溥之子赵鸿猷院落设立行宫,平遥票号声誉更加高涨,票号东家、掌柜以及伙友也身价倍增。平遥票号还与祁、太票号多次承办湖南、江西等南方省份的库款汇解和现银运送,西太后和光绪皇帝对此十分感激。商业汇兑政治化,迅速提高了票号的社会政治地位。光绪二十七年(1901),“两宫”回京后,对山西票号大加赞誉。清廷急令在京开设票号的商人“刻期来京,规复旧业,以便宫民”。平遥票号“无不闻之喜悦”,纷纷赴京复业,并又开展了庚子赔款的新债汇兑业务。这一阶段,汇兑数量大,时间要求紧,平遥票号盈利高于以往任何时期,达到了顶峰。在乎遥票号发展的鼎盛时期,又有永泰裕、宝丰隆两票号分别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和三十二年(1906)成立。平遥票号累计总数占全国先后成立的51家票号的43.14%。民国时期民国三年(1914),正当平遥票号在辛亥革命中遭受重创后处于危机之中,祁县合盛元票号北京分庄涉案。与之数十年风雨同舟、和衷共济的日昇昌票号北京分庄,尽管力所不及,但出于情面和为了维护数十年的信誉,由分庄经理侯垣出面,为其举债担保。合盛元北京分庄经理却逃匿无踪。检察厅向担保人侯垣索人。在逼迫恐吓之下,侯垣与伙友携账于是年农历九月初一连夜离京回平。次日债权人告状,日昇昌北京分庄被立即查封。随之,北京地方审判厅致函平遥县知事,令查封日昇昌平遥总号和东家财产,并迅速派人携带该号账簿到京清理。时任日昇昌总号经理郭树藏身躲避,财东李五典、李五峰被关押。十一月十二日,已离号的原协理梁怀文为解救财东挺身而出,进京前往审判厅报到。消息传开,波及全国。日昇昌票号被迫破产整顿。从此,平遥票号开始走向整体性衰落。日昇昌的衰落,很快影响了其他平遥票号。先后有协同庆于民国二年(1913),蔚盛长于民国五年(1916),百川通于民国七年(1918),蔚长厚于民国九年(1920),蔚泰厚、新泰厚、天成亨、宝丰隆等于民国十年(1921)相继倒闭或歇业。其间,蔚丰厚票号于民国五年(1916)五月招集新股,改组为蔚丰商业银行,后于民国九年(1920)倒闭。日升昌票号在破产整顿中,梁怀文开诚布公,和盘托出,周旋于众债权人、商会及北京审判厅、察厅、司法部之间,很快取得各方谅解和信任,日昇昌暂免破产。民国十二年(1923),清理取得成效,经债权人同意,由债权作股东,保留日昇昌招牌,重新复业。梁怀文担任总经理,勉强维持经营,然规模已大大缩小,分庄除北京、天津等地外,其余全部收撤。民过二十一年(1932),日昇昌改营钱庄。至此,中国第一家票号日昇昌合上历史的最后一页。历时一百余年的平遥票号退出了中国金融的历史舞台。辛亥革命时期票号发展到鼎盛时期,也隐伏着危机的到来。平遥票号危机期集中反映在清末民初。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袁世凯组成北洋政府,时局发生重大变化。平遥票号也同时受到重创。据天成亨等12家票号战事损失统计,在成都、西安、太原、京都、天津、自流井、宁夏等7处,损失现银达133.59万两,衣物折银达30.86万两。以上除太谷锦生润、祁县存义公两票号损失现银5.59万两外,其余都为平遥票号的损失。同时,票号在全国信用大危机中的社会信誉损失更是无可挽回。平遥票号大规模遭受损失的消息传开,外欠则处处倒账,难以收回;欠外则人人逼提,难以应付。从此,平遥票号一蹶不振,开始陷入深重的灾难之中。加之清末民初,外国银行大举入侵,竞争更加激烈,票号地位逐日下降;清政府国家银行和各省官钱局相继成立,分夺票号利权;票号中不少东家、掌柜又“泥古不变,夜郎自大”,“骄满颓腐,全无新识与改进勇气”,进一步加剧了危机的发生。蔚丰厚北京分庄经理李宏龄面对危机,大声疾呼,函劝总号并通告各地分号,提出“外间银行林立,暗夺我之生意,非自立银行,难以抵制”的革故鼎新之策,倡议票号实行大联合,组织股份银行,增强竞争能力,以度难关。但一直未被思想保守的总号东家和掌柜所接受,票号改组终成泡影,成为平遥票号史上一大憾事。建筑布局
中国票号博物馆“日昇昌”票号旧址坐南朝北,南北长为65米,东西宽为20米,总建筑面积为1300平方米。票号内三进院落,临街面阔五间,中间为通道,两边是铺面,上面建楼存放财物。前院、东西两边各有柜房两间,中院东西各建客房三间。正面,为票号中厅,面阔也是三间,是汇兑业务具体办理的重要场所。中厅上面建有楼房,是存放物品的场所。紧靠中厅南檐平房三间,中间为走道,东西两边为小套间。在后院南边,有正厅五间,东西两面各有客房三间。整个院落布局考究,格式别致,高墙、大院、深宅。由于职业原因,出于对安全的重视,在院内所有被认为不安全的地方,都架设有铁丝天网。网上,系有响铃,只要临街铺面五合坚实大门一关闭,可算得上固若金汤万无一失。建筑风格
综述日昇昌以首创票号闻名于世。然而,当亲眼见到日昇昌旧址以后,就不能不对其建筑风格也产生赞叹! 日昇昌前临繁华街市,后通幽静巷道,占地1600余平方米,有大小建筑2l座,形成一座完整的、功能齐全的商业店铺院落、其建筑风格,既有商业建筑的共性,又有其与众不同的特殊性。作为历史文化的载体,日昇昌的建筑为深入了解和研究历史文化、商情商俗、建筑艺术等,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是不可再生的重要旅游资源。作为商业店铺,日昇昌总体布局呈现一种外雄内秀,主从互补,正倒结合,精简有别,突出实用的自然美感。据初步考证,日昇昌旧址,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建筑期,前院、二院,包括中厅为一个建筑期,后院、后通道、后大门等属于另一个建筑期。其显著特征表现在中厅与掌柜居室采取了并墙而立的方式,且两墙高差较大,地面水平不一。但分属两期的建筑,又能做到巧夺天工,珠联璧合,自然过渡,完美融合,显示出设计者的艺术素养和建筑工匠高超的建筑技术水平。不同建筑期形成的主体建筑,采用了中国北方建筑对称均衡的布局方式。从木结构阁楼硬山顶式铺面,到单坡大屋顶中厅,再到单坡大屋顶后厅,主体建筑一一有序地排列在中轴线上;东、西柜房,账(东)、信房(西)、伙房(东)、客房(西)等次要建筑,对称分布在中轴线两边。这种布局方式,在乎遥古城的许多商号店铺中,都有充分的体现和反映。如位于日昇昌旧址斜对面的宝丰隆票号旧址,位于日昇昌旧址东面的蔚泰厚、蔚丰厚票号旧址,都属于这种布局方式。不同的是,日昇昌主体建筑东侧的非主体建筑部分,由于布局合理、安排得当、突出实用,使日昇昌整体建筑格局,更加完美。如东书房的建筑,填补了空缺;东阁楼的建筑,加强了中厅整体美感;东过道的设置,便利丫通行;东厕所的建设,既方便了生活,又补充了与邻院墙壁形成的缺口;宽畅的后通道,与后大门相连,位于两院高墙之下,有利于车马通行,方便了日昇昌票号东掌乘坐轿车及现银等贵重物品的运送;完善便捷的侧面建筑,则是一般商号店铺所没有的。综观日升昌建筑风格,有以下五个特点:外雄内秀日昇昌的建筑,给人一种外雄内秀的感觉。面阔五间的铺面,二层木结构覆瓦硬山顶建筑,辅以五级青石台阶,加上沉重厚实的黑漆大门,使人感到宏伟壮观。到日升昌后墙外观赏,则是那种抬头望不到顶,墙厚估不透边,比相邻民居蓦然高出一截的深宅大院的不凡气势,除了感叹雄浑,你再无别的选择。如果说日昇昌建筑的"外雄",具有明显的广告目的,那么其建筑的“内秀”,则更侧重于艺术欣赏。清代技艺高超的地方工匠,在建筑内装潢方面,一一作了细致处理,精美绝伦。如日升昌各室内分隔,均用精雕细刻的隔扇完成。门廊前拐角处,装饰有精美的雕花雀替。工匠把民居中较普遍应用的砖雕、木雕、石雕技术,运用到商号店铺建筑中,增加了商号店铺的生活情趣,使高大雄浑的建筑又透出轻巧和温馨。正倒结合日昇昌主体建筑,从铺面方向看,似坐南向北,呈倒座型。但穿过中厅,来到后院,如同调了方向,院落又成为坐北向南,呈正座型。这种正倒结合型商号店铺,实属罕见。如前所说,这种格局有整体建筑分期完成的客观原因,但更显出地方建筑工匠因地制宜、构思巧妙的高超建筑艺术和素养.非经验丰富、技艺精湛的建筑大师,是很难做到如此完美、和谐、统一的设计的。主从互补日昇昌的建筑,主从互补,进一步体现了其建筑风格的完美和协凋。以日昇昌前院为例,铺面高大的硬山建筑,在里院无疑给人以封闭、压抑的感觉。但东、西柜房等从属建筑,取低平单坡建筑态势,又形成错落有致、洞开天地、起伏跌宕的空间效果。又如在中厅前后,与厢房衔接处,留下较为宽阔的明堂,在弥补中厅东西间日照不够充足的同时,又减缓了主从建筑间太大的落差,使人产生一种平缓、舒展的心理感受效果。在中轴系列建筑东侧,其他辅助建筑设施,宜低则低,宜高则高,宜连则连,宜断则断,相互协调,相得益彰,大大增加丁这座商业店铺的整体美感。精简有别清代中叶,等级森严,这一特点也体现在商业店铺的建筑上。日昇昌21座建筑中,在精致与简陋上,具有明显的区别。总经理居室,建筑较为精致;小伙计住的柜房,则要简陋得多。同在账房内,主账先生住里间单间,副手则住大间,睡通炕。精简有别,是日昇昌以及其他商号店铺普遍存在的现象。突出实用日昇昌的建筑,突出实用是一个显著特点。这是商人重利主义原则在建筑观念上的一个重要反映。在日升昌多处建筑中,都体现了突出实用这样一个原则。最为明显者,如伙房建筑。在后院东房中,有设置较好的顶柜,用于放置干鲜蔬菜。齐整的墙柜,则放置灶具、碗筷、油盐酱醋等。烟道过山墙处,为防止火灾,不用挑檐木而用了石头挑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