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泠印社
西泠印社，创建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由浙派篆刻家丁辅之、王福庵、吴隐、叶为铭等召集同人发起创建，吴昌硕为第一任社长。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为宗旨。是海内外研究金石篆刻历史最悠久、成就最高、影响最广国际性的研究印学、书画的民间艺术团体，有“天下第一名社”之誉。社址坐落于浙江省杭州市西湖景区孤山南麓，东至白堤，西近西泠桥，北邻里西湖，南接外西湖。占地面积7090平方米，建筑面积1750平方米。印社建筑虽然没有传统的纵横格局，但亭台楼阁皆因山势高低而错落有致，一层叠一层，井然有序，堪称江南园林之佳作。 主要建筑有柏堂、竹阁、仰贤亭、还朴精庐等，均挂匾披联，室外摩崖凿石林立，名人墨迹触目可见。内建中国印学博物馆，收藏历代字画、印章多达六千余件。1961年，印社被浙江省人民政府认定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9年，西泠印社被国家批准为正式出版单位。1999年，由西泠印社筹建的中国印学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2001年，被国务院命名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由西泠印社领衔申报的“中国篆刻艺术”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清咸丰二年（1852）6月，浙江余姚客星山下的严陵坞村一村民在山里取土，挖到一块较为平整的石料，运回村里，留作日后垒砌“甃基”（墓壁）用。村民清除该石上的泥土后，发现竟是块有字的石碑。当地诸生宋仁知道后，便通报余姚富绅、“金石癖”周世熊（字清泉）前来辨识。周世熊根据其文字记载内容与字体笔法，认定这块石碑非同一般，便与村商量运回自家庭院“卜日设祭，移置山馆，建竹亭覆之”。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太平军兵至余姚，周世熊居住的庭园被毁，竹亭被太平军充作厨房，石碑、汉晋砖石倒卧伏地，垒作灶台，埋锅造饭。太平军退后，周世熊见“石受熏灼，左侧黔黑，而文字无恙”，便认为“凡物隐显成毁，固有定数。此碑幸免劫灰，先贤遗迹，赖以不坠”，一定是天意所为，因而更加看重是碑，用心收藏，并以拓片相赠同道。后经考证，三老碑立于汉光武帝时代，对于研究我国碑刻制度及发展和墓志的起源，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同时也是研究东汉时期官制与文字、书法沿革的重量级实物。学者、名家纷纷为三老碑题跋作记，始有“两浙第一碑”、“东汉第一碑”之说，三老碑声名鹊起。据说，1919年，上海古董商、江苏镇江人陈渭泉访得此碑，恐周氏不能常保，遂以3000块大洋从周家购得运至上海，进入古董市场。1921年，有消息说，陈渭泉正遇日本古董商向其求购三老碑。上海古董商人毛经畴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在上海任知事的浙江绍兴人沈宝昌。沈宝昌认为此事不可小觑，古物不应外流，更何况是“两浙第一石”。当即告之浙江海宁人、两任上海海关监督官姚煜，“不忍古物之沦亡”，力阻此碑外流，共商“醵金赎之”。二人将此议通报西泠印社丁辅之等人，引发了一场护宝之争。
“一人守之，不若与众人共守之”，西泠印社遂布告同仁“醵金赎之”，广受浙人响应，社会名流慷慨解囊，印社同仁踊跃认捐，“大雅宏达，共成斯举”。“不旬月而事集”，共65人募集大洋11270元，浙江督军卢永祥及其部下陈乐山、潘国纲二位师长，绍兴籍上海知县沈宝昌，海宁籍前清遗老姚煜，湖州首富张均衡，嘉兴在沪实业家姚福同，嘉兴闻人徐钧，南浔“傻公子”刘承干，乌镇在沪大商人徐棠宇，文化名人俞寿璋、蒋汝藻等都伸手相助。捐款中的8000大洋向陈渭泉赎碑，余款筑室庋藏。1922年7月石室落成，由社长吴昌硕作记略述其事。至此，三老碑归藏西泠印社，呼应了印社宗旨，成为镇社之宝，为迎接西泠印社成立二十周年献了一份大礼。
- 中文名
- 西泠印社
- 外文名
- xiling seal club
- 创建时间
-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
- 社 址
- 浙江杭州西湖孤山路31号
- 创建者
- 丁辅之、王福庵、叶为铭、吴隐等
- 占地面积
- 7090平方米
- 建筑面积
- 1750平方米
- 宗 旨
- 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
- 开放时间
- 全天
- 门票价格
- 免费
社团年史
西泠印社是中国成立最早的著名全国性印学社团，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为宗旨，是海内外研究金石篆刻历史最悠久、成就最高、影响最广的学术团体，以篆刻书画创作的卓越成就和丰富的艺术收藏享誉海内外，被誉为“印学研究中心”、“天下第一名社”。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浙派篆刻家丁辅之、王福庵、叶为铭、吴隐等四人在孤山数峰阁旁买地筑室，创立印社。时值清末，金石研究和发展正处于鼎盛时期。众多的金石名家，有志于弘扬和发展国粹，在杭州的篆刻家王福庵、丁辅之、叶为铭、吴隐等人相聚西湖，研讨印学。于是结社于孤山南麓西泠桥畔，“人以印集、社以地名”，取名“西泠印社”。当时清朝杭州府与钱塘县均以官府批文登记备案。在印社初创的十年，四位创始人团结同仁，集资、规划，“买山立社”，先后建造了“仰贤亭”等九处园林建筑，印社初具规模。1913年，举行了建社十周年纪念大会，正式定名西泠印社，修启（西泠印社成立启）立约（西泠印社社约），发展社员，公推近代艺术大师吴昌硕出任首任社长。印社经过十年的建设，初具规模，并开展了集会、展览、收藏、出版等一系列活动。盛名之下，精英云集，李叔同、黄宾虹、马一浮、丰子恺、吴湖帆、商承祚等均为西泠印社社员，杨守敬、盛宣怀、康有为等为赞助社员。此后二十余年，西泠印社迅速发展，声望日隆，逐步确立了海内金石书画重镇的地位。受西泠印社影响，日本篆刻家河井仙郎、长尾甲也来中国进行交流并加入印社。河井荃庐、长尾甲等海外社员把源自中华的金石篆刻艺术带回国内，在日本、韩国创立了全国性的篆刻创作与研究团体。西泠印社促成、推动了周边汉字文化圈内篆刻创作与研究的产生、发展和繁荣。1921年，印社同仁募赎“汉三老讳字忌日碑”，演义了一出爱国主义的壮举。1923年，西泠印社举行了建社二十周年纪念活动，“罗列金石家书画千余幅于社，张挂四壁，一时文采风流，声闻远布”。此时，印社的园林建设全部完毕。社内环境幽雅，风景秀丽，楼台亭阁建筑精美，摩崖石刻星罗棋布，成为西湖园林的精华之处。1927年，首任社长吴昌硕逝世，著名金石考古学家、故宫博物院院长、著名金石鉴赏家马衡继任社长。1933年，西泠印社成员在孤山举行了印社成立三十年的纪念活动。经历年展拓，社址范围已具相当规模，占地5.678亩。编印《西泠印社三十周年纪念刊》。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印社活动处于停顿。1946年，因抗战而停止的印社活动逐渐恢复。1947年，继去岁重修印社后，补行印社四十周年纪念活动。从1904年到1949年的四十五年，印社经历了一个纯民间社团的辉煌和艰辛。这一时期，西泠印社共有正式社员61人，赞助社友10人，除王、丁、叶、吴四位创始人和吴昌硕、马衡两任社长外，还有李叔同、胡菊邻、经亨颐、黄宾虹、方介堪、来楚生、沙孟海等大家、学者以及两位日本篆刻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百废待兴，西泠印社活动基本停止，西泠印社所属社址、设置、文物等，由人民政府接管。1951年，经沪、杭两地社员协商，将印社房产、土地等捐献政府，其园林由园管部门接收，文物等由省文管会保管。1955年，第二任社长马衡逝世，享年75岁。1957年，在浙江省委关心下，成立西泠印社筹备委员会，着手印社的恢复工作。张宗祥为主任，潘天寿、陈伯衡为副社长，诸乐三、沙孟海等4人为委员。在社址开辟金石书画门市部，在观乐楼设立《吴昌硕纪念室》。接待日本著名书道家青山杉雨一行来印社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来印社访问的第一批日本客人。从1957年以来，浙江省委、省政府、杭州市委、市政府以及省市文化部门对西泠印社的发展倾注了异乎寻常的关心和支持：时刻关注印社的发展，经常出席印社的活动，热心解决印社的困难。从林乎加、李丰平、霍士廉、王平夷、陈礼节到张德江、柴松岳、李金明、王国平，历任省、市领导对西泠印社的发展都给予了精心的指导，提出了明确的要求。1959年，为贯彻中央关于体制下放的指示，浙江省文化局将西泠印社下放到杭州市，归杭州市文化局领导。同年9月，杭州市文化局成立杭州书画社，郭沫若为之题名。专营古今书画名家的真迹和复制品展览、收购和供应，并作为自收自支事业单位，为西泠印社的恢复和活动提供基本经费保障。1961年，西泠印社被浙江省人民政府认定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2年12月中旬，西泠印社在杭州召开了建国后的第一次社员座谈会。到会的有张宗祥、浙江美术学院院长潘天寿、上海书法篆刻学会主任沈尹默、江苏国画院院长傅抱石、上海国画院院长王个簃、湖北省文史馆副馆长唐醉石等全国金石书画名家及健在的印社社员三十多人。会上成立了以张宗祥为主任，潘天寿、傅抱石、王个簃为副主任的庆祝西泠印社创建六十周年筹委会，拟定了“庆祝西泠印社创建六十周年活动计划”和“西泠印社章程”（草案），举行了“赵之谦金石书画艺术”专题讨论和两次书画活动。浙江省和杭州市的有关领导都出席并讲了话。1963年，印社召开六十周年纪念大会，海内外名家和散居在全国各地的印社社员云集杭州。除王个簃、沙孟海、马公愚、方介堪、韩登安等老社员外，新入社的都是当时全国最著名的书画篆刻大家，如傅抱石、马一浮、沈尹默、潘天寿、程十发、谢稚柳、唐云等。大会通过了新的《西泠印社章程》，选举产生了近20人组成的首届理事会，选举张宗祥先生为第三任社长，潘天寿、傅抱石、王个簃等五人为副社长。举办了规模盛大的第二届历代金石书画作品展等。大会还收到了国家及文化部、全国文联领导人董必武、郭沫若、齐燕铭、沈雁冰等人的题词和贺辞。自此，西泠印社恢复了雅集活动，定期邀集理事和社员来杭，研究印学、商量社务、观赏藏品，并经常组织社员进行篆刻书画创作，举办展览，还编辑出版了有关的金石书画出版物。1965年，第三任社长张宗祥逝世，享年84岁。1966年，“文革”开始，社址中部分造像及后山石坊遭毁，其他社藏文物及刻石因积极采取保护措施而未损。印社社团活动停滞。1978年，国家批准西泠印社为出版单位。《革命胜迹印谱》出版，叶剑英副主席为印谱题名。1979年，社刊《西泠艺丛》创刊。召开印社七十五周年纪念大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建人、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发来贺词；李丰平、王芳、薛驹等领导出席大会。会议期间，沙孟海被推选为西泠印社社长，赵朴初为名誉社长，王个簃、方介堪、启功、诸乐三、钱君陶、程十发等为副社长，选举产生第二届理事会。自此，社团活动全面恢复，王个簃向印社捐献吴昌硕及明清大家书画三十件。1979年后，社团活动步入正轨，学术研究、对外交流、组织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文化影响扩大，规模空前繁荣。1983年，印社八十周年纪念。与会社员和来宾及日本友人共二百余人参加。选举产生了第三届理事会，沙孟海和赵朴初继续担任社长和名誉社长。1984年，举行吴昌硕诞生一百四十周年纪念活动，规模为全国之最，并出版大型画册《吴昌硕作品集》。1985年，社报《西泠艺报》创刊，沙孟海社长题写报名。1988年，印社应邀赴日举办“西泠印社展”，展出轰动日本，盛况空前。举行建社八十五周年庆祝活动，选举第四届理事会，沙孟海继续担任社长，赵朴初继续担任名誉社长。1990年，由西泠印社主办，全国122家印社参加的“全国印社篆刻联展”在杭州开幕，并到北京等十一个大城市巡回展出。1992年，第四任社长沙孟海逝世，享年93岁。1993年，国家文物局批复同意印社筹建“中国印学博物馆”。印社召开建社九十周年纪念大会，选举第五届理事会，著名学者、书法家、佛教活动家、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当选为第五任社长，启功、方去疾、程十发、郭仲选等九人为副社长。1997年，为迎接香港回归，西泠印社百名社员创作“迎香港回归百印图”。《西泠印社藏品展》在深圳、珠海、杭州、温州等地展出。印社举行“抒西泠情怀、迎香港回归”大型雅集活动。1998年，印社九十五周年纪念，选举产生第六届理事会，赵朴初连任社长。1999年，中国印学博物馆建成，正式对外开放。印社出版社立足改革，走出困境，喜获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印社举办“第四届全国篆刻评展”。“西泠印社”商标和服务商标，被认定为“浙江省著名商标”。2000年，第五任社长赵朴初逝世，享年93岁。2001年，印社社址作为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建筑物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过近百年的发展，西泠印社已成为以社团为基础，兼具学术研究、艺术创作、图书出版、生产销售、展览交流、文物收藏和保护，集社团、事业、企业、出版为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单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李瑞环、李岚清、乔石、李铁映等曾亲临西泠印社视察和指导。2002年，西泠印社进行了组织机构调整：撤消了市文化局所属的西泠印社办公室，组建了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作为西泠印社日常事务的管理机构，为市委直属的局级事业单位。2002年10月，西泠印社六届五次理事会在杭州召开。会议选举启功先生为西泠印社第六任社长，增补王玉明、陈振濂为副社长。2003年，西泠印社创社百年华诞，109个海内外印学社团汇聚孤山，共襄盛典。2005年6月，第六任社长启功逝世，享年93岁。2005年底，西泠印社拥有社员313人，分布于中国26个省（市）自治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和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法国、捷克、加拿大等国家。2006年5月20日，西泠印社的金石篆刻艺术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国家工商总局认定“西泠印社”为中国驰名商标。2009年，由西泠印社领衔申报的“中国篆刻艺术”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进一步确立了西泠印社作为篆刻传承代表组织和国际印学中心的地位。2011年12月13日，西泠印社第八届理事会第六次会议推选饶宗颐为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长，刘江当选为西泠印社执行社长。2013年10月22日，西泠印社召开成立一百一十年社员大会，饶宗颐再次被选为社长，刘江继续担任执行社长。2014年6月，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同意，新编期刊《西泠艺丛》获得正式出版。2015年1月，由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主办、主管的《西泠艺丛》以月刊形式正式创刊并发行。2018年2月6日，第七任社长饶宗颐逝世，享年101岁。2018年11月13日，西泠印社第十四次社员大会产生了新一届理事和社团领导班子：刘江继续任执行社长，副社长为朱关田、韩天衡、陈振濂、李刚田、童衍方和龚志南。此外，新一届理事会新增张炜羽、陈中浙、铸公等3名理事。社长之位空缺。文物保护
社址坐落于浙江省杭州市西湖景区孤山南麓，东至白堤，西近西泠桥，北邻里西湖，南接外西湖。占地面积7088.86平方米，建筑总面积1749.77平方米。社址内包括多处明清古建筑遗址，居山而建，由上、中、下三部分组成，各具特色，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致互相映衬，构思布局极为精巧，园林精雅，景致幽绝，人文景观荟萃，摩崖题刻随处可见，有“湖山最佳处”之誉。西泠印社还建有一座华严经塔，这座玲珑精巧的石塔是杭州唯一一座密檐式塔，是西泠社友中的一位和尚于1924年筹建的。塔高20余米，是西泠印社标志性建筑，塔平面为八角形，共十一级。第一级刻有《华严经》，二、三级刻有《金刚经》，上面八级和塔顶部分雕有佛像，底座周围也有刻像，精美生动。印社建筑虽然没有传统的纵横格局，但亭台楼阁皆因山势高低而错落有致，一层叠一层，井然有序，堪称江南园林之佳作。主要建筑有柏堂、竹阁、仰贤亭、还朴精庐等，均挂匾披联，室外摩崖凿石林立，名人墨迹触目可见。内建中国印学博物馆，收藏历代字画、印章多达六千余件。虽然西泠印社五十年来是以事业单位自收自支、以文养文的形式维持社团的活动和发展，但政府在财力上一直给予积极的支持：如拨款5000元作为恢复印社筹备资金；拿出10000元作为张鲁庵先生文物捐献印社的奖金；拨出楼房一幢作为印社文物仓库；多次下拨文物专项经费保护社址建筑和文物；投资900万元建造中国印学博物馆等等。社址景点
组织结构
作为学术社团，西泠印社有非常完整的组织结构。成立之初，西泠印社就订立了《西泠印社社约》即社团章程，并公推社长。自1963年起，西泠印社就有了经过社员大会通过的正式的《西泠印社章程》，并用选举的方法产生理事会和社长、副社长。1998年10月21日，西泠印社第十次社员大会通过了《西泠印社章程》，依据章程，西泠印社的组织结构依次为社员大会、理事会、社务会议、秘书处、专门委员会等。社团每年召开一次理事会，举行二次社员雅集，每五年召开一次社员大会和社庆活动，并按照《西泠印社章程》的规定，开展各种社团活动。1904年印社创立之时，没有人会主观刻意地要把它烙上一个全国性的标志。但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多重积淀，无论从社员的分布、举办活动的范围、还是它所具有的影响力，西泠印社在事实上已成为具有一定国际意义的全国性的印学社团。其举办的一系列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活动，都是面向全国，甚至面向海外。但由于地域的属性和初创的民间性质，西泠印社的业务管辖一直具有地方性。成立时，只是向清朝地方官府登记备案；民国时，没有明确的官府记录；解放后，先是由浙江省文化厅主管，1959年后下放至杭州市文化局管理，现由中共杭州市委宣传部主管。社史钩沉
汉三老石室，以置“汉三老碑”而名。清咸丰二年（1852）6月，浙江余姚客星山下的严陵坞村一村民在山里取土，挖到一块较为平整的石料，运回村里，留作日后垒砌“甃基”（墓壁）用。村民清除该石上的泥土后，发现竟是块有字的石碑。当地诸生宋仁知道后，便通报余姚富绅、“金石癖”周世熊（字清泉）前来辨识。周世熊根据其文字记载内容与字体笔法，认定这块石碑非同一般，便与村商量运回自家庭院“卜日设祭，移置山馆，建竹亭覆之”。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太平军兵至余姚，周世熊居住的庭园被毁，竹亭被太平军充作厨房，石碑、汉晋砖石倒卧伏地，垒作灶台，埋锅造饭。太平军退后，周世熊见“石受熏灼，左侧黔黑，而文字无恙”，便认为“凡物隐显成毁，固有定数。此碑幸免劫灰，先贤遗迹，赖以不坠”，一定是天意所为，因而更加看重是碑，用心收藏，并以拓片相赠同道。后经考证，三老碑立于汉光武帝时代，对于研究我国碑刻制度及发展和墓志的起源，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同时也是研究东汉时期官制与文字、书法沿革的重量级实物。学者、名家纷纷为三老碑题跋作记，始有“两浙第一碑”、“东汉第一碑”之说，三老碑声名鹊起。据说，1919年，上海古董商、江苏镇江人陈渭泉访得此碑，恐周氏不能常保，遂以3000块大洋从周家购得运至上海，进入古董市场。1921年，有消息说，陈渭泉正遇日本古董商向其求购三老碑。上海古董商人毛经畴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在上海任知事的浙江绍兴人沈宝昌。沈宝昌认为此事不可小觑，古物不应外流，更何况是“两浙第一石”。当即告之浙江海宁人、两任上海海关监督官姚煜，“不忍古物之沦亡”，力阻此碑外流，共商“醵金赎之”。二人将此议通报西泠印社丁辅之等人，引发了一场护宝之争。
“一人守之，不若与众人共守之”，西泠印社遂布告同仁“醵金赎之”，广受浙人响应，社会名流慷慨解囊，印社同仁踊跃认捐，“大雅宏达，共成斯举”。“不旬月而事集”，共65人募集大洋11270元，浙江督军卢永祥及其部下陈乐山、潘国纲二位师长，绍兴籍上海知县沈宝昌，海宁籍前清遗老姚煜，湖州首富张均衡，嘉兴在沪实业家姚福同，嘉兴闻人徐钧，南浔“傻公子”刘承干，乌镇在沪大商人徐棠宇，文化名人俞寿璋、蒋汝藻等都伸手相助。捐款中的8000大洋向陈渭泉赎碑，余款筑室庋藏。1922年7月石室落成，由社长吴昌硕作记略述其事。至此，三老碑归藏西泠印社，呼应了印社宗旨，成为镇社之宝，为迎接西泠印社成立二十周年献了一份大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