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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松书院

万松书院，始建于唐贞元年间（785-804），名报恩寺。明弘治十一年（1498），浙江右参政周木改辟为万松书院。明代理学家王阳明曾在此讲学。清康熙帝为书院题写“浙水敷文”匾额，遂改称为敷文书院。现遗址尚存有“万世师表”四字的牌坊一座和依稀可见“至圣先师孔子像”的石碑等物。

中文名称: 万松书院
类别: 书院
地点: 凤凰山上北万松岭上
馆藏精品: “至圣先师孔子像”的石碑
建起时间: 唐贞元年间（785-804）
始建时间: 明弘治十一年
门票价格: 10元
建议游玩时长: 2小时
适宜游玩季节: 春秋冬季最为适宜

简介

万松书院万松书院，位于凤凰山北万松岭上，书院始建于唐贞元年间（785-804），名报恩寺。明弘治十一年（1498），浙江右参政周木改辟为万松书院。明代理学家王阳明曾在此讲学。清康熙帝为书院题写"浙水敷文"匾额，遂改称为敷文书院。现遗址尚存有"万世师表"四字的牌坊一座和依稀可见"至圣先师孔子像"的石碑等物。万松书院位于西湖南缘凤凰山万松岭，始建于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万松书院曾名太和书院、敷文书院，是明清时杭州规模最大、历时最久、影响最广的文人汇集之地。明代王阳明、清代齐召南等大学者曾在此讲学，"随园诗人"袁枚也曾在此就读。清代康熙、乾隆两帝南巡时，分别赐额"浙水敷文"、"湖山萃秀"。2001年7月，杭州市启动万松书院复建工程，按明代建筑风格样式修复，规划面积5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1200平方米。书院主体建筑包括仰圣门、明道堂、大成殿、毓秀阁等。其中毓秀阁原为接待各地访问学者的处所，现辟有"梁祝书房"，展现梁祝当年刻苦攻读、"促膝并肩两无猜"的场景。明道堂为书院讲堂，陈设展示中国历代科举文化。大成殿为祭祀孔子处，设有"孔子行教图"壁画。为使万松书院能够完整地再现古代书院必备的藏书、祭祀、讲学三大功能，让游人对古代书院的教育形式有更直观、清晰的认识，2004年杭州市政府又投资增建讲堂——正谊堂及部分服务配套设施，其建筑风格与室内陈设风格与原有建筑一脉相承，即完整地展现了古代书院的风貌，又满足了现代旅游业的实际需求。增建部分已于2004年10月1日向游人开放。2007年10月20日西博会开幕式晚会上，宣布了“三评西湖十景”的结果。万松书院被誉为万松书缘，成为新一代西湖十景之一。

创办之初

创建初期，万松书院规模较大，主体建筑布局沿用官学“左庙右学”的形制。左边近山处有孔子殿。孔子殿系原报恩寺建筑，三开间，经修葺后焕然一新，是书院的祭祀场所。殿前有颜乐亭。高处建留月台和掬湖台。孔子殿右边，前有万松门，后有明道堂。堂为五开间，宽绰宏敞，为先生“讲明经义”的课堂。西廊两侧各有斋室五间，是师生们自习之所。初期，万松书院内部的组织机构相对简单，招收童生、监生、举人三类生徒；聘用博学鸿儒为山长、品学兼优的贤士为教授；初步建立书院的学规和章程。

明代介绍

经过创办初期的摸索和实践，明代万松书院在不断扩建与重修中逐渐成为江浙一带颇具影响力的知名书院。正德十六年（1521），侍御巡抚唐凤仪等人主持了万松书院历史上第一次重大维修：增建石坊两座，整修加固原有建筑，扩建学生斋舍。重修后，书院规模宏大，一时成为杭州最大的书院。嘉靖四年（1525），在侍御潘景哲的倡导下，万松书院扩建楼居斋舍共36楹，添置祭田若干，又完备祭祀器具等，招收省内外优秀学子逾百名。嘉靖九年（1530），浙江左布政使顾璘等人开山辟路，集资兴建振衣等三亭，使石林成为书院一景。其后，万松书院因由官员创办，又深受王阳明“心学”影响，而遭受统治者的沉重打击。嘉靖三十三年（1554），杭州知府孙孟在废墟中重建万松书院，恢复明伦堂等主体建筑，并增建居仁、由义两斋。明万历年间，阁臣张居正废毁天下书院。幸而在大学士徐阶的支持下，浙江巡抚谢师启、提学佥事乔因以“万松书院祀先圣，不当概毁”为由，再三乞请，终使万松书院逃过一劫，为此改称为“先贤祠”，虽名亡而实存。崇祯五至六年（1632--1633）间，终于在战乱中被毁。《明史》记载，正德、嘉靖之际，学者们“聚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当时，讲学之风在各书院中盛行一时。万松书院也因深受访问学者王守仁“心学”理论的影响，在办学上重视“讲明义理”，主张学术争辩和交流；重视自学，提倡独立研讨，培养学生独立的治学能力；在德业上提倡相帮相扶，相推相引，“使之日进而高明光大”。课程的设置较为简约，学生可以自由选课，“以充所善，养其所长”，充分发挥学生的特长和兴趣；反对以追求功名利禄为目的的学习，提倡“探性理之要，询治道之源”的求真务实的学风。至万历初年，统治阶级又重提程朱“居敬穷理”的思想理论，而将王守仁的理论斥为“伪学盗名”，为迎合统治者，巡盐御史马应梦增建继道堂和穷理、居敬二斋。明末，书院渐被政府控制。在科举制度的支配下，学生的学习目的只是为了通过参加科举考试，然后挣个官位，光宗耀祖罢了。万历初，孔子殿增祀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五子像，祭祀活动由西安博士署派来的一名执事官主持。明代统治者对于书院教育的政策经常变化，致使书院时兴时废。从嘉靖起，在朝廷的支持下，前后竟有五次废毁书院的举动。因此，自正德十六年（1521）至崇祯六年（1633）的百余年中，万松书院随着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跌宕起伏，经历了它荣辱盛衰的变迁。

建筑

仰圣门仰圣门是万松书院的主要建筑之一。“高山仰止”取自司马迁《史记》。“仰圣”即表示人们对孔子的尊崇和敬仰。仰圣门是提醒人们步入书院必须衣冠整齐、心怀崇敬的礼仪之门。毓粹门是中轴线上的第二道门。毓粹，意为培养有学问，有道德的人。明道堂是万松书院的主要建筑之一。古代书院承担着讲学、祭祀、藏书三大功能。明道堂即为万松书院的讲堂，现陈设工艺巨著《中国科举大观》。两侧厢房分别为居仁和由义二学斋。原为书院学生自习和住宿的场所。取意于孟子的“居仁由义，体用己全”，意为：一个人拥有仁义之志，就拥有了一切。大成殿即孔子祭祀处， “大成”是孟子对孔子的评价，他说：“孔子之谓集大成”，是赞颂孔子达到了集古圣先贤之大成的境界。大成殿陈列突出“颂圣”以颂扬孔子的伟大思想与渊博文化。孔子像及四配享（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亚圣孟子），两侧墙面用壁画形式展示孔子行教图，分别是杏坛设教、读《易》有感、舞雩从游、泰山问政、子贡辞行、忠信济水、侍席鲁君、礼堕三都。并设青铜祭器。殿前设曾唯和颜乐二碑亭，分立乾隆和康熙御题手迹复制碑。入口浮雕正面展现梁祝同窗三载的场景，左边“拜师”体现了尊师重教的中国传统美德，右边“日课”是教者诲人不倦、学者孜孜以求的写照。石牌楼中间石牌坊正面书“万松书院”，背面书“太和元气”；左牌坊正面书“敷文书院”，背面书“道冠古今”；右牌坊正面书“太和书院”，背面书“德侔天地”。万松书院、太和书院、敷文书院代表了书院的三个时期。书院三座石牌坊呈“品”字排列意为：做人要有人品，为官要有官品。牌楼上祥云环绕，正面雕着双龙戏珠和梅兰竹菊，背面雕刻福禄寿图案。镂空雕刻演绎了传神的石雕技艺，让人惊叹于中国传统的艺术之美。

清代介绍

清初，统治者惟恐书院讲学活动会导致明朝遗民反清思想的高涨，故抑制书院教育的发展。顺治九年宣谕：“不许别立书院，群聚结党”。因此，清初的前八十年中各地书院始终处于停滞状态。万松书院也仅在顺治年间复建了孔氏祠堂。康熙十年（1671），浙江巡抚范承谟重建万松书院，并改名为“太和书院”，书院才开始复苏。及至康、雍、乾时期，统治者对书院教育由禁止转为提倡后，万松书院得以迅速发展，逐渐进入昌盛时期。清中叶，万松书院经康熙三十一年（1692）、康熙五十五年（1716）及雍正四年（1726）的三次重修后，规模进一步扩大。又经嘉庆、道光两次修建后，更具名校风采。这一时期，清政府对万松书院的支持也是空前的。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圣祖玄烨御赐“浙水敷文” 额，并赐《古文渊鉴》、《渊鉴类函》、《周易折中》、《朱子全书》等典籍予万松书院，浙江巡抚徐元梦建存诚阁收藏，书院也由此更名为“敷文书院”。雍正十一年（1733），万松书院被敕为省城书院，赐银一千两“以资膏火”。乾隆十六年（1751）三月，高宗弘历初次巡临万松书院，赐“湖山萃秀” 额，并增赐帑金一千两白银。并赐英武殿所刊《十三经》、《二十二史》各1部。当时享有这一殊荣的仅有江宁钟山书院、苏州紫阳书院。此后，弘历五次下江南又五次巡临，对万松书院格外重视。同时，万松书院愈加重视祭祀活动，一直由孔氏嫡系子孙主持。每年举行春秋两季大祭，每月朔、望日也要拜谒先圣贤哲。祭田祭器经乡绅捐置及政府拨给后，也更充裕了。如监驿道黄炳捐置学田，雍正十一年（1733）程元章增置学田，乾隆年间添置大量圣殿礼器。书院的藏书在这一时期亦达到了最富，藏书逾万册。除沿用初期的教学宗旨和学规外，又增设了《孝廉月课章程--计开条议章程》，使书院的学规和章程更趋完备。设立严格的考课制度，额定官课、馆课每课的正取、次取及附取名额，以激励学生。至清末，按学生成绩优劣又分超等、特等、一等三个级次，按不同的等级给予不同的奖励。书院内部构架更趋完善，山长一般由官府委派或士绅公推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担任，如齐召南、金甡、潘德园等；聘请进士出身且立品勤学的名仕担任书院教授，如杨绳武、赵石函等；还聘请一些著名学者，如岳麓书院山长万年茂，以及金志章、阮芝生、厉鹗、戴熙等来书院访问讲学。各地学子纷纷慕名而来，“讲席造士甚众”，书院名盛一时，且培养了大批诸如袁枚、祝德麟这样优秀的学生。清统治者对于书院教育的态度虽然有所转变，但实际上，他们纳书院于官学的轨道，将自由讲学改成时文（八股文）训练，与官学一样，完全成了科举的附庸，已完全改变了书院传经讲学的初衷。

现代状貌

1999年起，在原杭州市副市长马时雍先生等热心于杭州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各界人士的呼吁下，杭州市政府决定依据史料记载和留存的遗迹，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在遗址上按明式旧制重建万松书院。经过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凤凰山管理处历经3年多时间的整修和建设，于2002年10月建成并向游人开放。至此，沉寂了一个多世纪、几近荒圮的万松书院终又重现500年前的“名校”风采。重建后的万松书院，占地约6万平方米，是西湖周围惟一以书院文化为主体的文化公园。书院的主体建筑以清乾隆《南巡胜迹图》中的《敷文书院》为蓝本，以自然山体、林木、古藤、奇石为背景，采用中轴对称、纵深多进的院落形式，仿明式建筑形制，用粉墙、粟柱、黛瓦的素朴淡雅，凸现“求之于心而无假以雕饰”的风格，使书院处处散发浓浓的书卷气息。院内有建筑1600平方米，主体建筑如品字型牌坊、仰圣门、毓粹门、明道堂、大成殿、“万世师表”平台等都集中在中轴线上，学斋、御碑亭等分列两侧，其他的亭台楼阁则依据自然山势，星罗点缀。书院内嘉花茂树，修篁奇石，交布其间，周围苍松掩映，小溪潺潺，遥可望雷峰夕照、宝石流霞，近可听松涛泉流、虫鸟和韵。院内尚有浙江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于子三墓、杭州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万松书院遗址、小九华山石刻等文物古迹，文化底蕴深厚，文化氛围浓郁。作为一个向游人开放的收费公园，重建后的万松书院设置了一明一暗、一实一虚两条文化主线：明为“明清知名学府”、暗为“梁祝爱情之地”，中轴线上以古代书院的布局为实景，而在右侧石林中又依自然地势巧妙点缀与“梁祝”十八相送有关的场景，如观音堂、草桥亭、独木桥等等，让美丽的传说为肃穆的书院增添更多的人文情怀，同时让虚无的故事也有了真实的场景可以寻找。为了使这两个文化主题得以进一步弘扬，自2002年10月开放以来，万松书院借助社会各界的力量，努力做好“成人”、“成家”这两篇文章。所谓“成人”，即学习中国传统的儒学文化，以书院为学习场所，从古圣先贤的经典著作中学习做人的准则，延伸产物为“万松讲堂”。所谓“成家”，即是从“梁祝”爱情故事中派生出来的找寻意中人，成家立业的意思，延伸产物为“万松书院相亲会”。自2005年与温馨家庭服务社共同开办“万松书院相亲会”以来，万松书院以公益红娘的姿态，每周六上午为杭州人提供相亲平台，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和参与。境内外媒体争相报道，万松书院由此名声大振。但“万松书院相亲会”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大大提升了景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然而另一方面也使很多人只要一提起万松书院，就认为是相亲的地方，却鲜有人知晓这里曾是浙江省的最高学府。为此，书院也采取了一系列的补救措施。2007年2月26日，万松书院与浙江《青年时报》、浙江省对外服务公司国际教育培训中心合作，共建“万松讲堂”，力邀著名学者、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举办“儒道相济——构筑人格两岸”主题讲座，为“万松讲堂”拉开序幕。3月，又请台湾著名女作家曹又方开办《一个女作家眼里的城市生活品质》主题讲座。同时，开办了诸如阳光读书会等主题活动，努力扭转万松书院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几次活动获得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特别是学术界的人士，都认为万松书院是杭州最适合开办国学文化课的场所。很多学者表示只要是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来办学，即使免费授课也愿意；有的甚至表示：能在王阳明先生授课过的地方来开堂讲课，其实是种荣耀。但苦于基础设施的局限，万松讲堂并未成为一种常态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

书院名师

鲁曾煜字启人，号秋塍，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康熙六十年（1721）进士改庶吉士。约乾隆元年至八年（1736——1743）间任教敷文书院山长，学识渊博,教导严谨,深受诸生爱戴。曾编纂广州地方志，在汴州、杭州等地的书院中任教。著有《秋塍文钞》、《三州诗钞》。蒋祝字赓三，号省斋。祖籍安徽歙县，后迁居杭州。康熙五十九年（1720）乡试中举。雍正元年（1723）进士，以殿试第三甲二十七名改庶吉士。曾参与编辑《四库全书》。雍正三年（1725），因父病乞归，任敷文书院山长。后赴云南永昌府任职。陆宗楷字健先，号凫川，仁和人。雍正元年（1723），乡举第一，翌年中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告老归田后，乾隆初年间任敷文书院山长。先生博古通今，学识渊博。张映辰字星指，号藻川，钱塘人。雍正十一年（1733）进士。由翰林历任官兵部左侍郎、左迁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乾隆三十八年（1773）起任敷文书院山长。在任期间注重言传身教，治教有方。著有《露香书屋集》。据史书记载：先生立身行己，冲澹自得，不激不随，后进皆仰其风采。赵大鲸字横山，号学斋，仁和人。雍正二年（1724）进士。官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乾隆四十三年（1778）前后任敷文书院山长。先生提倡后学，爱才如命，是一位德高望重而又博古通今的学者。在掌教敷文书院期间，苦心培育，因材施教，培育了大量人才。据《敷文书院志略》载，先生“识拔者如云蒸霞起”，他的学生吴云岩、叶登南等人皆为状元。金甡字雨叔，号海住，仁和人。少时即以勤学著名。乾隆七年（1742）被钦定为状元，任侍讲学士。乾隆二十年（1755）起任太子詹事府詹事，辅导诸皇子。在詹事府十余年中，诸皇子“皆重公之品学”。乾隆三十年（1765），奉命督学江西，次年升任为内阁学士，后升任礼部侍郎。乾隆三十九年（1774）秋，因病还乡。乾隆四十五（1780）年前后任敷文书院山长。乾隆四十五年（1780），乾隆帝第五次巡临书院时，迎送有功，受到赏赐。乾隆四十七年（1782）病逝。他生平“廉俭方正，处事无巨细，井进有法度“。著有诗文数十篇。李汴渡字受之，号宝幢，仁和人。乾隆二十二年（1757）进士。官至侍读学士。辞官归田后，任敷文书院山长，是书院历史上任职最久的山长之一。王昶字德甫，号述庵，晚又号兰泉，学者多称兰泉先生。祖籍浙江兰溪，后迁居青浦县。他少年以颖异出名，博学属文，肄业于江苏苏州紫阳书院。体貌修伟。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二十二年（1757），乾隆南巡时召试为一等一名。后官至刑部右侍郎。乾隆末年曾访问江西白鹿洞书院并讲学其间。乾隆五十八年（1793），以老乞归，乾隆允许他于“来年春融归里”。于是他回乡后，取宅名为“春融”。嘉庆元年（1796），被朝廷邀请参加千叟宴。嘉庆六年（1801），受浙江巡抚阮元邀请出任敷文书院山长，任期3年。后任诂经精舍教授。王氏晚年主要从事教育、著书立说。生平博览群书，学有大成，著作甚丰。在主持敷文书院讲学期间，编撰了《天下书院总志》10卷，其稿本今存台北市中央图书馆。著有《春融堂集》。辑有《明词综》、《国朝词综》、《金石萃编》、《湖海文传》等10余种。王昶是清代著名的官宦学者，对浙江的教育作出过重大贡献。马履泰字叔安，一字定民，号菽庵，又号秋药，仁和人。乾隆五十二年（1787）进士。官至太常寺卿，以言事罢归。与梁同书友善。性潇洒，工诗，善谐谴，爱花木嗜生果。以文章气节重于时。书宗唐人，古劲似李邕。中岁作画，涉笔即工，盖由学问、书法中来。山水苍率沈厚，自言：“吾画伹能作丑树顽石，自率胸臆，不悦时眼。”晚年任敷文书院山长。因博通经史，治教有方，从学者众，成名者也众。著有《秋药庵诗集》8卷。后任济南沥源书院山长。卒年84岁。潘庭筠字兰公，号德园，钱塘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官至陕西道御史。工绘事，兴至随笔作水墨花卉而已。嘉庆二年（1797），敷文书院重修后被聘为山长。学问广博，性情高洁，长斋学佛，喜从方外游。著有《稼书堂》遗集。陈文述字退庵，号云伯、颐道居士，浙江钱塘人。少以诗名。嘉庆五年（1800）应杭州乡试，督学阮元以《仿宋画院制团扇》命题，文述诗最佳，人因称为陈团扇。游京师，与杨芳灿齐名，时号“杨、陈。”官江苏江都县知县，多惠政、性孝友，与王昙、郭廖、查揆、屠倬交最契。又好修名人遗迹。文述诗工西昆体，晚年，复敛华就实，归于雅正。乾隆中后期任敷文书院监院，与齐召南相交甚契。著有《碧城仙馆诗钞》、《颐道堂集》、《秣陵集》、《西泠怀古集》、《仙咏》、《闺咏》及《碧城诗髓》，均《清史列传》并行于世。

访院学者

王守仁1472-1529 字伯安，世称阳明先生，浙江余姚人。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阳明学派创始人。官至南京兵部尚书。谥文成。发展陆九渊学说，改造程朱理学，提出“致良知”，强调“知行合一”和“知行并进”。其学说在日本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一生培养学生无数，创办书院数十所,对促进明代书院的发展和学术繁荣有着卓著的贡献。晚年曾在浙江各地讲学，万松书院是他经常到访的地方，使万松书院深受“心学”影响。明嘉靖四年（1525），受提学佥事万信汝之请，为万松书院撰写重修碑记。田艺衡字子艺，明末清初钱塘人。田汝成之子。以岁贡生为徽州训导，罢归。曾任应天（今南京）府学教授。博学，工诗文。少年时即以诗赋著名。其文“神采中涵，奇辉外射”。为人“高旷磊落，不可羁絷”。著作颇丰，有《田子艺集》、《煮泉小品》、《留青日札》、《玉笑拾零》等。曾访问讲学于杭州各大书院。有《游万松书院侍宗师与杨秋官弈见湖亭修真率会晚别江津有作》诗。张文炳字虎别，又字阁如，沧州（今河北沧县）人。顺治三年（1646）进士，官广东布政司参议。以刚直著称。间画墨竹，清劲拔俗，《清画家诗史》有记。张氏世代诗家，祖孙数代享有诗名。其中张文炳、张九钧、张九镒、张九铖、张九键等张氏祖孙与岳麓书院读书任职，被传为佳话。《清史列传》、《国朝先正事略》等书中有传。著有《退谷诗抄》24卷。曾访问讲学于万松书院，书院西侧石林中有其摩崖题记“卓尔”等。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垞，晚号小长芦钓鱼师，又号金风亭长，秀水（今浙江嘉兴）人。年少时曾走南闯北，云游四方。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词科，以布衣授翰林院检讨，入直南书房，曾参加篡修《明史》。生而秉异，书经目不遗。诗、文、考据样样精通，康熙爱其才，曾御赐“研经博物”额。曾被邀至敷文书院讲学，并亲撰：“入则孝，出则悌，守先师之道以待后学；颂其诗，读其书，友天下之士尚论古人”联。其学识渊博，工诗词古文，著述甚丰，有著《经义考》、《日下旧闻》、《曝书亭集》等。又编有《词综》、《明诗综》等。万年茂字少怀，号南泉，湖北黄冈人。进士出身。官至御史。乾隆三十八年（1773）聘为岳麓书院山长，五十七（1792）年重赴鹿鸣宴。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教育事业，除任职岳麓之外，还先后在麟山、涑水、鹭州等书院任职。学徒甚众，被学者尊信为书院“山斗”。著有《周易图说》6卷。乾隆五年（1740）至书院讲学，其精辟的演讲深受书院师生的欢迎，诸生立碑勒石以记。金志章初名士奇，字绘卣，号江声，清钱塘人。雍正元年（1723）举人，由内阁中书迁侍读，出为直隶口北道。续修《两镇三半志》。归田后，以游历、著述为业。金志章性格豪放，喜好游历山水，爬登山路，终日不厌，被人称为“烟霞水石间客”。潜心诗文，与厉鹗、杭世骏等齐名于世。纂辑《吴山志》20卷、《吴山伍公庙志》6卷，著《江声草堂诗集》8卷。乾隆初年，受山长鲁曾煜之请，常在万松书院讲学。书院新建玉壶、留月两台，曾撰诗志喜。胡敬字以庄，号书农，仁和人。清代著名教育家，嘉庆十年（1805）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讲学士。曾主讲西湖崇文书院20余年，与敷文书院山长张鉴相交甚契，为敷文书院撰“闭户自精，云无心以出岫；登高能赋，文异水而涌泉”联，亦曾讲学于敷文书院。孙星衍字渊如，又字季仇，江苏阳湖（今武进）人。清代著名的教育家，曾主讲于杭州诂经精舍。著有《尚书今古文注疏》、《周易集解》、《寰宇访碑录》、《孙渊如诗文集》等数十种。曾在书院访问讲学。厉鹗字太鸿，号樊榭，钱塘人。康熙五十九年（1720）举人，荐举博学宏词。博闻强记，尤熟谙宋、辽史事。著有《宋诗纪事》、《南宋院画录》、《辽史拾遗》、《樊榭山房集》等。乾隆八年（1743），受山长鲁曾煜（秋塍）之请在书院访问讲学，戴熙字醇士，号鹿床，钱塘人。道光十二年（1832）进士，次年授编修。十八年出任广东学政，后升翰林院侍讲。二十八年授兵部右侍郎，次年乞求归里，主讲杭州崇文书院。工诗书画，为世推重，与汤贻汾齐名，并称“汤戴”。著有《习若斋诗文集》、《习若斋画絮》等。亦曾讲学于敷文书院。孙衣言字琴西，号逊斋，浙江瑞安人。清代著名的教育家，曾主讲于杭州紫阳书院。道光三十年（1850）授编修，参与《宣宗实录》编纂。后任知府、按察使、布政使等职。光绪五年（1879）诏为太仆寺卿，因病未赴任。孙衣言治学严谨，出入经史，务求曲尽事理。学术承永嘉学派，治经世之学，着重知古，是重振永嘉经世之学之巨子。于诗尤工，诗传至海外，著有《逊学斋诗文抄》。平生重视乡邦文献，归田后，搜采乡邦轶事史志，编成《欧海轶闻》。亦曾讲学于敷文书院。

近代名人

江泽民2003年10月29日上午，江泽民视察万松书院，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于丹2007年2月26日（农历大年初九）下午，于丹在浙江省图书馆报告厅内开启“万松讲坛”新年第一讲，题为“儒道相济，构筑人格两岸”。结束后，参观万松书院，并即兴创作藏头诗：万山钟神秀，松涛荡人心。书香蕴天地，院落藏古今。于丹现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文化视点》栏目普及、传播传统文化，在海内外文化界、教育界产生广泛影响。曹又芳2007年3月24日下午，曹又方在万松书院泮池旁举办题为《一个女作家眼里的城市生活品质》文化讲座。曹又芳本名曹履铭，字光虹。先后曾用光虹、金名、衣娃、甑尼佛、苏玄玄等笔名。辽宁岫岩人，出生于上海。台湾女作家，历任多家报纸、图书公司、杂志社的编辑、编审、总编辑等职。创办并主编美洲《中报》的《东西风》文艺副刊。曾任台湾圆神出版社、方智出版社、先觉出版社发行人。余秋雨2007年10月14日下午，余秋雨参观万松书院。15日，应邀出席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浙江广电集团联手推出，浙江电视台钱江频道、杭州市商业银行共同承办，杭州日报协办的“西子佳人”、“三评西湖十景”形象代言人选拔决赛晚会，并担任评委。余秋雨1946年8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桥头镇（今属慈溪）。大陆著名艺术理论家、文化史学家、散文家。

梁祝传说

《梁山伯与祝英台》为中国四大民间爱情神话传说之一，说的是浙江上虞祝员外之女祝英台，女扮男装到杭州读书。途中偶遇会稽书生梁山伯，两人一见如故，于是就在柳荫下义结金兰，而后又同在杭州万松书院同窗共读三年有余。求学期间，两人在学业上互相帮助，在生活上相互照应，结下了很深的情谊。山伯生性憨直，始终未察觉英台为女儿身；英台却早已芳心暗许。三年的同窗，一同切磋学问，相互照顾扶持；风嫠展书读，挑灯写文章；春来花丛温步，秋夜畅谈理想；关怀疾病，分享欢乐。点点滴滴都化作刻骨的相思，一点相思，万种柔情，从记忆的深处如春蚕吐丝，绵绵不绝。三年后，祝父催英台回家。英台以随身佩带的玉蝴蝶扇坠作为信物暗托师母做媒。在离别的“十八相送”途中，英台一次次借景喻情，向山伯暗示自己为女子，但山伯依然懵然不解，后经师母点破才恍然大悟。山伯兴冲冲赶往祝家求婚。但祝父已将英台许配给上虞太守之子马文才了。山伯在凄楚悲愤中与英台“楼台相会”，满腔热情化作乌有，回家不久即郁闷而逝了。英台闻之，悲愤不已。结婚当日，向父亲提出要先到山伯墓前拜祭，否则宁死不上花轿。祝父无奈，只得应允。英台在墓前哭祭时，突然天昏地暗、电闪雷鸣。在狂风暴雨中，坟墓豁裂。英台纵身跃入，墓包徐徐合拢。过后，风雨顿息，阳光灿烂，山伯英台化作一对彩蝶飞舞而出，他们的爱情在历经风雨过后获得了自由和再生。“梁祝”故事最早见于一千四百多年前南朝的《金镂子》，以后初唐梁载言《十道四蕃志》、晚唐张读《宣室志》、宋代李茂诚《义忠王庙记》、明代冯梦龙《古今小说李秀卿义结黄贞女》入话、清代吴景樯《祝英台小传》等都有较详记述。元代白仁甫以此为题材创作了杂剧，后来我国绝大多数剧种均移植上演，是传统戏剧的保留节目。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著名作曲家陈钢将《梁祝》谱写成小提琴协奏曲，使《梁祝》走上了国际舞台。1954年，周恩来总理参加日内瓦会议时，将我国第一部大型彩色戏曲艺术片《梁山伯与祝英台》介绍给各国记者，称之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从此《梁祝》故事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其影响之大堪称中国民间故事之最。千百年来，《梁祝》故事经过了历代作家和民众的不断修改和再创造，虽然“异文”很多，但其母本早已定型：“乔装求学”、“草桥结拜”、“同窗共读”、“十八相送”、“楼台相会”、“哭坟化蝶”等主要的情节始终未变。不同版本的故事只在首尾情节、发生地点及时代背景上有些变化，其歌颂自由爱情的主题亘古未变。据不完全统计，梁祝读书处在全国有5处、梁祝墓有9处，在宁波鄞县还有1处梁祝庙。人们都愿意相信美好的传说曾经发生在自己的家乡。最早将“梁祝”故事与万松书院结上关系的是创作于明末清初的《同窗记》中，是寓居杭州的著名剧作家李渔所创作的。李渔在他的作品中处处突现出鲜明的杭州地域特色，如梁祝分别从家乡（会稽、上虞）渡钱江在草桥门偶遇而义结金兰；在当时杭州最著名的书院——万松书院同窗共读。三年后，分别时，沿着长长的凤凰山古道送别。作者把固有的书院、山川、草桥、长亭等都编织在故事当中，增添了故事的说服力和渲染力。所以，近代的许多电影、电视都是根据这个版本进行改编的。美丽的传说使肃穆的书院有了人情的温馨，书院使虚无的故事有了真实的背景。2002年重建万松书院时，策划者意识到梁祝传说与书院文化的结合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但若把握不好又会使两者相互侵扰，造成景区建设的定位失误。因此初期的规划中，“如何使梁祝故事不着痕迹地融入到景区建设中去”被列为建设的首要课题。在多次召集有关方面专家座谈论证后，决策者认为要做好这篇文章首先要掌握“度”，即：万松书院即要体现古代书院教育的历史及其文化内涵，又要充分利用梁祝故事这一不可多得的民间文化遗产。但两者有主次、虚实之分。书院的文章要做实做足，“梁祝”传说则尽量虚化淡化，从而使两者相互映衬、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