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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峪沟石窟

吐峪沟石窟，古称“丁谷寺”，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鄯善县吐峪沟乡吐峪沟村。据考证，千佛洞开凿年代为两晋、前凉，延至唐代，距今已有1600多年历史，是吐鲁番地区现存高昌时期最早、最大、最具有代表性的石窟群。吐峪沟石窟由东区、西区及霍加麻扎组成，沿沟谷两侧南北约500米范围之内分布，其中主要窟群有4处，沟东、沟西各2处。存世洞窟总计为94个，编号洞窟46个。保存了公元3―9世纪的佛教壁画。13世纪，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逐渐废弃。二十世纪初，外国探险队到此盗掘，大量珍贵文物流失海外。吐峪沟石窟对于研究中西交通史、宗教史、艺术史、建筑史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吐峪沟石窟存世石窟基本保持了原有的整体布局形态，洞窟形式丰富多样，壁画遗存反映出多种文化对高昌石窟艺术的影响，是中国佛教艺术的珍贵实例。吐峪沟石窟也是高昌时代最早、规模最大的一座石窟，是当年高昌城文明的一部分，其昌盛与衰微都与高昌政权的存亡关系至密。2006年5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文名称: 吐峪沟石窟
所属年代: 十六国北凉统治时期
所在地区: 新疆吐鲁番市鄯善县
组成部分: 东区、西区及霍加麻扎
级别批次: 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批准单位: 国务院
编号: 873 Ⅳ－63
地理位置　: 吐峪沟乡吐峪沟村
时代: 南北朝至唐

建设沿革

据敦煌石窟发现的唐代文献《西州图经》记载，吐峪沟石窟古称‘丁谷寺’，‘丁谷窟有寺一所，并有禅院一所’……”据5世纪中叶，沮渠氏家族在河西立足不稳，率领残部向西迁徙，在吐鲁番站稳脚跟。公元444年，沮渠安周在吐鲁番称王，他在高昌故城东边的吐峪沟开山凿洞，恭身礼佛，因此，吐峪沟石窟，在南北朝时期，成为高昌王国最高统治集团全力经营的佛教重地之一。
　　进入唐代，吐峪沟山谷两岸的佛教洞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保留在敦煌莫高窟中的唐代文献《西州图经》残本对吐峪沟石窟有很具体的描述：随山势展布的重重寺院，背依危峰，下临清溪，四周绿树掩映，佛寺、禅院密集，烟火不断，人们在沟谷深处，竟难见星月。佛寺中的高塔耸入云霄；横跨沟谷东西的桥梁，如彩虹在天。吐峪沟崖壁多沙砾，容易坍塌，所以高昌王国在木头沟内新辟了柏孜克里克石窟，并逐渐取代了吐峪沟石窟的重要地位。公元10世纪到11世纪，回鹘僧人还曾在此整修寺院。15世纪，随着伊斯兰教逐渐确立了其在新疆的统治地位，吐峪沟才逐渐废弃。1905年，勒柯克到这里还见过一座大型佛教庙宇，它像燕巢似地仅仅依附在近似垂直的岩壁上。他还在这里“发现了两口袋公元8世纪到9世纪的写本”。而1916年发生在吐峪沟的一次强烈地震，使这座庙宇整个坠入了峡谷，再也不见踪影。依现存有限的9窟建制、壁画和佛持遗址的情况，除能大体了解吐峪沟自十六国北凉迄于唐代数百年的发展概况外，并不能详细地展示各个时期吐峪沟石窟艺术的完整风貌，这主要是因为吐峪沟石窟在历史上曾屡次遭受劫难首先是13世纪以后全疆佛教石窟遭遇的那场伊斯兰教大劫难。我们知道，伊斯兰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严厉禁止偶像崇拜，在伊斯兰圣典《古兰经》中就明确宣布，拜像是魔鬼的行为，警告人们不许绘画神像。于是，当穆斯林武士们于13世纪越过葱岭进入佛教艺术兴盛的南疆后，对佛教采取了无情的镇压政策，佛都寺院及文物几乎全部受到破坏。延至15世纪，随着伊斯兰教进入东疆，这里的石窟艺术也遭到了同样的破坏，佛像偶像被砸碎，色彩班斓的壁画被捣毁。其次是外国列强的疯狂劫掠。当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段特殊的时代，中国边疆地区曾麕集着诸列强各种名目的文化控险队、考察团，新疆就曾是他们“考察”热点地域之一。仅以对石窟艺术的考察为例，就先后有俄国的克列门兹和奥登堡、德国的格伦威德尔和勒考克、日本的渡边哲信、崛贤雄、野村荣三朗、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英国的斯坦因等人，他们深入拜城、库车、吐鲁番等地，先是进行测量、绘图、拍摄和考古发掘，然后就是野蛮疯狂盗运。对吐峪沟考察次数最多、劫掠文物也最多的是勒考克和格伦威德尔，从1902年到1914年，他们曾先后4次到吐鲁番。勒考克1905年第一次来到吐峪沟就剥割了这里最精美的壁画，并找到了沟东一间密室（后称“手稿窟”），拿走了满满两麻袋文书和许多“惊人的刺绣品”。1907年，格伦威德尔再次来这里进行测绘、拍摄和临摹，以补充原来资料的不足。这样，吐峪沟石窟在经历了宗教性的劫难后，又经历了一场更大的洗劫，从而石窟也变得更加千疮百孔，一片残破。 1916年，吐鲁番地区发生大地震，三分之二的吐峪沟石窟顷刻间灰飞烟灭，被永远深埋在岁月的尘埃中。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曾在1952年、1961年两次组织专家到吐峪沟考察，随后实施了维修、加固、看管等一系列保护措施，但未进行过发掘。只因考古界有个不成文的共识：如果保护技术跟不上，让文物保持原态反而有利于保护。我国学者黄文弼也于1928年考察过吐峪沟。1949年以后，政府重视对吐峪沟石窟的保护和管理，1952年，派出以武伯纶和常书鸿为首的西北文物调查组考察了这些洞窟。1961年，北京大学阎文儒教授和通一法师受中国佛教协会的委托对吐峪沟石窟进行了测量、绘图、拍照，并作了文字记录，新疆博物馆沙比提也参加了这一工作。1957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吐峪沟石窟为自治区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5年，吐鲁番地区文物保护管理所成立后，对该石窟采取了维修、装门、编号等一系列保护措施，并派专人看管1980年，设立兼职人员管理。2004年，成立吐峪沟石窟管理所。2003年，《吐鲁番地区文物保护总体规划》及其附件《吐峪沟片区文物保护详细规划》由国家文物局批准、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实施。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正式启动，吐峪沟石窟被确定为新疆段申遗点之一。为配合申遗及石窟防护加固工作，自2009年起由社科院考古所、吐鲁番研究院、龟兹石窟研究院共同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吐峪沟石窟进行了保护性考古发掘工作，并取得了重要成果，被评为“2010年度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2010年3月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吐鲁番研究院、龟兹石窟研究院三家单位合作，对吐峪沟遗址实施保护性考古发掘工作。中国考古工作者首次在新疆吐鲁番地区吐峪沟内进行的考古发掘连续获得重大发现，其中包括精美壁画、绢画、数量巨大的文书残片、陶器、雕塑、生活用品等。遗址发掘项目被评为“2010年中国考古六大新发现”。2011年5月23日，来自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西北大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考古所、龟兹研究院等研究机构，徐光冀、刘庆柱、谢辰生、林梅村、王建新等颇具影响力的历史考古专家齐聚吐鲁番市，对这处汇集有祆教、摩尼教、佛教、道教等多种宗教与文化历史遗存的吐峪沟大遗址保护及数量众多的考古重大发现进行探讨。

地理环境

位置

吐峪沟石窟吐峪沟石窟位于新疆吐鲁番市鄯善县吐峪沟乡，地理坐标：北纬42度51′50″～42度51′51″，东经89度41′39″～89度41′40″。吐峪沟石窟西距吐鲁番市约50公里。吐峪沟石窟开凿在南北流向的吐峪沟东西两侧崖壁上。

气候

吐峪沟石窟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夏季炎热，冬季寒冷，昼夜温差大。

文物遗存

石窟距离高昌故城15公里，现存佛窟93个，其中10多个佛窟内有残存的壁画。佛窟始建于4世纪，属于高昌时期（327~460）的洞窟有1、40、42、44号窟，壁画题材有禅观图、千佛，图案化的净土、本生故事、姻缘故事等。1号和42号洞窟是专供僧人静坐观像的禅窟，其中《比丘禅观图》反映了高昌禅学的宗旨。保存最好的是44号佛窟，是流亡到高昌的北凉王沮渠安周在承平7年至12年所建，题材，画风与敦煌莫高窟北凉时期的275窟相同。洞窟平面呈方形，顶部凿出隆起的圆形藻井，四壁绘有《尸毗王本生》、《毗楞家梨王本生》、莲花夫人缘》等本生、因缘故事。属于高昌王国时期的洞窟有2、12、38号窟，这时的吐峪沟石窟是王室寺院。出土过高昌王抄写的佛经残卷。

沟东

南侧窟群洞窟10座。其中5座相对集中，有一中心柱窟，内存壁画，除外多为纵券顶窟；其余5窟散布在偏北的陡峭崖壁上。北侧窟群洞窟35座，随山形呈扇形分布，窟型主要为中心柱窟、纵券顶窟和穹顶窟三种。其中有5座洞窟内保存了较多的壁画遗存。一些洞窟窟门外的崖壁上保留有木构窟檐的遗迹。窟群中部洞窟的下方有依山体构筑的窟前建筑，采用夯土与土坯砌筑的方式建造，保存较好处有上下三层，与上方洞窟之间形成明显的成组关系。建筑遗址中可见残缺的墙垣、塔基、窟室等。

沟西

南侧窟群洞窟6座，分上下两层，各3窟。底层有一中心柱窟。窟门外原有木构窟檐；另有一纵券顶窟，正壁开小洞室，侧壁各开两个小洞室。北侧窟群洞窟20余座，沿崖壁联排，窟群总长100余米。以中心柱窟为中心，两侧对称布列小弄纵券顶窟。洞窟采用依崖土坯砌筑的方式。窟前由通常走廊及土坯建筑的遗迹。

建筑特点

吐峪沟石窟历经千百年沧桑，饱受风沙、地震等自然灾害的侵蚀和人为的破坏，目前已编号的洞窟有46个，其中1—24窟在沟西，第25窟在后沟半山腰中，第26—46窟在沟东。第1和2号窟紧紧相联，位于沟口附近的水渠旁，坍塌严重，但仍有少量壁画。第3—5窟在半山腰中，没有壁画。沿着昔日的“疏阶”攀登而上，可达半山腰一开阔地带，这里是古代一处大型佛教遗址，可能就是《西州图经》中记载的“仙居胜地”，可惜寺墙倒塌，但殿堂、基座等痕迹还可辨认。背靠山峰散布的洞窟，沿山势起伏错落有致，其中第12、20、22号窟保存壁画。沟东的洞窟比较集中，但遭到严重的地震灾害。第25窟位于沟谷深处拐角的半山腰中，其中第36、38窟最引人注目，在窟外的顶部凿一圆锥形塔，比较壮观。相近的第40、41、42窟是一个组合，还有山岩上保存较好的第44窟，都是吐峪沟现存重要的洞窟。其中第38、40、41、42、44等窟都保存有壁画。⑤吐峪沟石窟的大部分洞窟是凿岩修饰而成，只有沟西开阔地带的前排洞窟和寺院遗址有用土块垒砌的痕迹，可能是后来改建或扩建的遗迹。现存的洞窟形制，有以下几种：
　　(一)中心柱窟这种窟形与典型的龟兹窟相似，主室地面中央筑一塔柱，塔柱四面开龛，其中正面龛较大。塔柱前面为主室，其左、右和后面有行道。这是供信徒礼佛，进行佛事活动的礼拜窟。但该窟群中心柱窟的窟顶，除第2窟与龟兹窟相同是券顶外，第12、38窟为顶，和龟兹窟不同。第12、36、38窟外顶部还凿出圆锥形塔。
　　(二)方形窟这种窟主要分布在沟东，平面基本呈方形，如第40、41和44窟。但它们的窟顶不完全相同：第40窟平顶中央有一凹入的小型穹窿。第44窟窟顶中心为穹窿式，四面是平顶，窟顶四角和壁面交界处凿出帆拱。第41窟是复斗顶窟，方框四面有坡。第40和44窟地面中央还残存塔基，⑥也是供礼拜的场所。
　　(三)纵券顶长方形窟是该窟群最多的一种形制，与吐鲁番地区居民房屋建筑相同。这种洞窟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象第1、20、42窟，主室后壁凿一小屋。第1和42窟主室的两侧壁各凿两个小屋，平面约1米见方，仅能容一人，与库车苏巴什佛寺的禅窟相同。这种形制的洞窟在敦煌莫高窟也曾存在过，现在的第268和285窟仍保存有小禅屋，只是后代有人又在里面彩绘了壁画。
　　另一种是平面为长方形的纵券顶窟。这种窟数量最多，有的还有低矮的土炕，有的墙上筑有存放衣物的壁龛，有的还有过道，但均没有壁画。这种洞窟大部分是僧房。
　　这些不同形制的洞窟当有各自不同的职能，但各种不同形制的洞窟又相错而建，除第36、38是一组对窟外，其余如紧紧相邻的第40、41和42窟，第1和第2窟，第12和20窟等，都是各种形制的洞窟有规律地组合在一起，其中也有些僧房，和克孜尔一样，一个组合可能就是一座寺院，可见昔日的吐峪沟是一处寺院林立的佛教圣地。

壁画特色

吐峪沟石窟兼有内地、龟兹两种石窟因素又具有某些独特的个性因素的现象，与高昌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有密切关系。在唐以前，高昌是汉文化深入西北最西的一个地方，所谓“国有八城，皆有华人”是也，同时它也是汉文化与西域文化第一个交汇之地，外来画风通过高昌传入内地，内地文化又通过高昌传向外域，而两者初步结合便产生了高昌特色的文化。当然，这其中在高昌文化中起主导作用的无疑是汉文化。西区第2窟可以看到残留在南甬道两壁排列整齐、位于长方形边框内的坐佛，它们鼻眼上不提白粉，不做凸凹晕染，仅以线描画出具有汉人五官特征的形象。在第3窟甬道顶上有忍冬、鳞纹、团花等纹饰带组成的仿汉式木构建筑平棋特点的斗四套斗图案，整齐规矩这中见繁缛富丽。加上涂以浅黄、赭红和石绿等亮丽的色泽，更显华丽多姿，虽然组成图案的某些纹样或取自龟兹，但图案风格受中土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第4窟南北壁最有特色的是几列比丘禅观图，他们着双领下垂袈裟，或坐莲座、方座，或坐胡床，身旁是龟兹菱格图案中最常见的花树，左侧有汉文榜题，像这类比丘禅观图还见于谷西1和谷东5两个禅窟中。关于禅观图，在龟兹或莫高窟故事画中均有出现，但像吐峪沟这样铺满洞窟侧总装或窟顶的系列，比丘禅观图则从未有过，应是这里的独特形式。谷东是洞窟相地集中的地方，现有5窟存有壁画。谷东第2窟为中心方柱式窟，柱体四面开龛，前室横券顶，上绘斗四式平棋，中心为莲花，主室正壁及左右壁给说法图。正壁上方绘声绘色相间排列的佛与菩萨，左右甬道给满双领下垂式、有浓厚汉风的坐佛。谷东第4窟是这里唯一存在的覆斗窟，覆斗左右两披各绘一排立佛，前后两披伤口绘两排立佛，它们或袒右或半披袈裟，站姿略有动势，立佛之间以变形忍冬、联珠、三角纹等边饰分隔，色泽鲜亮，繁缛富丽。谷东6窟为方形穹窿顶佛坛窟，各壁中部绘一佛二菩萨说法图，下部一周绘本生及因缘故事，每壁7幅合为21幅，各幅间有白色竖行反文榜题相隔，从文体看颇似北魏写经体。本生故事即为高昌式构图，内中人物众多，情节有数个之多。窟顶则吸收龟兹之风，以圆莲为中心，周绕29个梯形条幅，由画莲瓣、立佛一周，坐佛两周，其外再绘以土红色为底的4圈小千佛，从而形成巨大的千佛构图装饰。此外，在后室窟门右侧，绘有三身头戴进贤冠、身着大领宽袍的供养人形象。吐峪沟石窟的壁画大部剥落严重，较能辨其内容的第44窟中，正壁和两侧壁上均绘一佛二菩萨。本生故事画较为清晰，计每壁各有1组7幅画，每幅画旁有汉文题记。尚可辨认的壁画内容有：“羼提婆利忍辱截割手足”、“摩钳太子求法赴火”、“慈力王施血饮五夜叉”、“萨那太子舍身饲虎”和“毗楞竭梨王身钉千钉”、“尸毗王割肉贸鸽”等。据《西州图经》记载，吐峪沟石窟在唐代西州时称“丁谷寺”。从现在石窟建筑和壁画风格分析，吐峪沟石窟约开凿于公元4世纪初，即晋设高昌郡之前。多数洞窟及壁画，应凿绘于南北朝至隋代，即吐鲁番地区的高昌王国时期。关于壁画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以佛或弥勒说法图、千佛和比丘祥观图为主，也有佛本生、因缘故事画和菩萨形象，其中千佛是中心柱窟主要的题材，几乎画满窟中各壁，在方形窟中也有以千佛布列四壁的，但其壁中央往往绘一佛二菩萨说法图。在人物造型上，千佛与酒泉文殊山、敦煌莫高窟者相同，多为在中原汉人形象，立佛和菩萨身姿造型则有龟兹因素，身体动势较强，装饰华丽。表现技法上，以线描平涂法为主，线条既有粗犷的铁线描，也有龟兹的曲铁盘丝式。就壁画的整体布局和表现形式看，则又自成体系。如窟顶不似龟兹的菱格图，而是满绘禅定千佛或平棋图案，本生因缘故事多绘在四壁下方，这些有与敦煌早期壁画相同的因素，但佛教故事画的大部分画面除表现一个主要情节外，往往在画面的中央一角还绘出其他场景，因此这样的故事画既不同于龟兹莫高窟的单幅画，也不同于两地的连环画。

出土文物

情况总体

2010年3月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吐鲁番研究院、龟兹石窟研究院三家单位合作，对吐峪沟遗址实施保护性考古发掘工作。2011年春天清理出洞窟7处，有一处洞窟的后墙书写有大量回鹘文题记，面积约有2平方米，文字书写清楚，保存状况良好。同时还出土了大量的文书残片、木器、陶器等。新发现还包括约10平方米精美壁画，着汉服的供养人像等。壁画表现形式与中原壁画风格相呼应的特征十分显著。已经清理出的壁画超过200平方米，洞窟56处，包括礼拜窟、禅窟、僧房窟，以及一处重要的塔殿遗址、地面佛寺等；在多处洞窟前还清理出门道、台阶等重要遗迹，还发现多处洞窟改建、维修，乃至封闭等迹象，对于解决吐峪沟石窟部分洞窟开凿次第、洞窟组合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考古发掘还出土了数量众多的文书残片、绢花、木器、石器、陶器、雕塑、文具、纺织品，以及生活用品等。让考古人员振奋的是出土的数量众多的文书，包括汉文、粟特文、藏文、回鹘文、婆罗迷文等多种文字，有佛经写本、世俗文书和古书的注本等，还有卷轴。这些文书的发现对研究吐鲁番历史文化提供了珍贵的新资料，而且大量文物还可以印证以前被盗绝的文物的关系，可使那些文物“归位”，这对于全面研究吐峪沟石窟寺有着重大意义。2015年主要发掘区域为石窟群西岸南区窟群。总体上看，西岸中区窟群上下共分5层，左右依据功用和布局可分3个部分。中区北段由两个中心柱式洞窟、一组禅窟和相关窟前遗迹佛塔、僧房等构成。禅窟分为前后两室，在前室南北两侧的禅室内新发现有大量的回鹘文、汉文墨书题记和朱书婆罗米文题记。中区中段由一个中心柱殿堂和周边呈对称布局分布的僧房组成，均坐西面东，上下共分4层。中心柱殿堂分为前、中、后三室，后室为主室。后室与中室处于同一水平，前室与中室以三级台阶相连。后室为中心柱回廊式，在左右甬道和后甬道两侧均绘有壁画。中心柱殿堂左右各建5处僧房，分上下两层，僧房均分前后室，其中两个僧房内绘有壁画。出土有大量汉文、回鹘文纸质文书、纺织品等。中区南段主要为僧人生活用窟，分上下两层，布局十分复杂，后期改造和破坏干扰严重。发现大量用火痕迹，有炉灶、土炕、壁龛等。在其中的一个灰坑中出土有北宋年间的铜钱。2015年12月5日，考古人员在对吐鲁番吐峪沟石窟寺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大量壁画、塑像残块和纸质文书。其中包括回鹘文－汉文双语完整卷轴、书写在桦树皮上的梵文残片、古藏文册页等。

特色文物

出土最早《大唐西域记》残卷从吐鲁番学研究院获悉，文物专家确认吐峪沟石窟寺出土的一件文书为国内著名佛学经典名著《大唐西域记》写本残卷。据武汉大学教授陈国灿研究分析，该写本残卷应该是目前学术界所知道的数十种《大唐西域记》中年代最早的写本（指成书时按照手写形式流传的古籍，区别于刻本）。据了解，这件《大唐西域记》写本残卷于1981年出土于鄯善县吐峪沟乡石窟寺，残卷高16.5厘米，长19.5厘米，整篇残缺达近三分之一，正面裱糊有其他文书，残卷字体娟秀，上有残存汉文10行。3米长佛教古经卷长达3米、内容为汉文抄写的《维摩诘所说经——佛国品第一》经卷，在吐鲁番市首次亮相。从吐鲁番学研究院了解到，这部刚刚修复的佛教经卷，是去年10月从吐峪沟石窟出土，经卷文书除了最外面略有残缺外，其余部分均保存完好，经卷正面是汉文抄写的佛经，反面是回鹘语。目前，汉文部分已被研究人员破译。据吐鲁番学研究院相关人员介绍，《维摩诘所说经》是佛教众多经典中般若部的一部大乘经教，属于真空法性部的经典。吴支谦、唐玄奘、宋法戒等都曾译过此经，该经宣传在世俗生活中也能修行成佛，旨在宣传大乘般若空观

保护措施

2014年1月12日，吐峪沟石窟保护设施建设项目正式开工建设。吐峪沟石窟保护设施建设项目属自治区发改委审批通过的项目，总投资1097万元，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防洪坝、河道护坡、巡查步道等，计划建设工期243天。该项目始终坚持文化遗产保护与当地经济社会建设相融合的原则，通过降低防洪坝体高度并新建河道护坡等措施，既达到了保护文化遗产的要求，又满足了当地村民生活、生产用水的需求。

文物价值

新资料的发现表明：吐峪沟早期洞窟，虽然在洞窟形制、绘画手法上与龟兹石窟和甘肃早期石窟有着的密切关系，但同时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在洞窟组合方面，沟东和沟西区石窟均是上下多层式的组群布局：以一座礼拜窟为中心，左右上下开凿僧房窟、禅窟及其他生活用窟，功能完备。早期洞窟建造独特，两座中心柱窟均是利用山坡垂直向下凿出洞窟地面及中心柱。中心柱以土坯包砌，四面则依山体用土坯垒砌成墙。这种做法是周边地区石窟寺所没有的。塑画题材也是吐峪沟石窟中前所未见的。如K18窟中心柱正壁塑大型立像，甬道左右壁均绘大型的一佛二菩萨立像，中心柱后壁下部为一排八身菩萨像。沟西中心柱窟甬道成排的大立佛、二身形像奇特的护法神像，这些新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吐峪沟石窟的内涵，为研究吐鲁番地区早期佛教艺术的区域特色提供了崭新的资料。吐峪沟石窟是高昌地区已知开凿年代最早的石窟，是中原佛教文化与西域佛教文化最早交汇的地区。洞窟形制和壁画遗存反映出多种文化对高昌石窟艺术的影响，是中国佛教艺术的艺术宝库。吐峪沟石窟附近古老的传统建筑形制的民居使用至今，在中国土质建筑史上也是罕见的。吐峪沟石窟周围的祆教墓葬、佛教寺院、伊斯兰教麻扎，反映了当地多种宗教、多种文化的深厚历史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