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太阳城(英文名称:Sun City of Orient),即山东省日照,因"日出初光先照"而得名。位于东经118°35′——119°39′、北纬35°04′——36°02′之间,地处中国沿海中段,山东半岛南翼。
东临黄海,隔海与日本、韩国相望,北邻青岛,南接江苏连云港,西通中国内陆诸省区,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日照市是一座新兴的沿海港口城市,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这里生态良好,风景秀丽,气候宜人,是我国沿海不可多得的避暑度假胜地,素有“东方太阳城”和“水上运动之都”之美誉。
- 中文名称
- 东方太阳城
- 外文名称
- Sun City of Orient
- 别 名
- 山东省日照
- 行政区类别
- 城市
- 地理位置
- 山东半岛南翼
- 称 号
- “东方太阳城”“水上运动之都”
渊源
山东省日照市是中国远古时期的太阳文化起源地,是世界五大太阳文化起源地之一,历来有太阳崇拜的习俗。
据考证,《山海经》中记载的羲和祭祀太阳的汤谷和十日国就在日照地区。日照市东港区涛雒镇上的天台山上仍然留有太阳神石、太阳神陵、大羿陵、老祖象、东方神龙、老母庙、石鸡、石椅、石磨、日晷等与太阳崇拜有关的遗迹。莒县陵阳河出土的“日火山”和“日火”陶文以及陶器上出现的大量太阳纹,都充分证明日照地区东夷先民的太阳崇拜传统。《后汉书,方术列传,赵彦》记载:莒有五阳之地:城阳,南武阳,开阳,阳都,安阳等地名,都是古莒国太阳崇拜的直接证据。莒县博物馆苏兆庆先生在“夷人崇日与秦始皇东巡琅琊”一文中说:“特别是东夷民族对太阳神的崇拜更有其悠久历史传承,不少有关太阳来历的神话故事广为流传于民间”,“主要崇拜太阳的少昊羲和族,居住在汤谷(亦称旸谷)一带,是太阳神赐福下民的圣地”。“用史迹和考古资料对这些古代神话进行印证,可能汤谷就在东海之滨的琅琊一带。这里的先民早在5000年前,就已掌握了用日出方向判断四时,并将这种原始历法用于发展农业和航海事业”,“祭日活动,解放之初,莒地依然流行”。
日照有一个民俗节日叫太阳节。每年的农历六月十九,农民把新收获的麦子做成太阳形状的饼,供奉太阳,感谢太阳给了大地阳光,让农民获得了丰收。据说,后来这饼越做越大,厚的就叫锅饼,薄的就叫煎饼,这就是山东大煎饼的来历。1992年,日照人自己作词谱曲,由著名歌唱家范淋淋演唱的《这是太阳升起的地方》获得全国新歌比赛大奖,被中央电视台入选《每周一歌》。
太阳古国
作为在考古界有着重要影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之一,日照尧王城遗址是一处由大汶口文化过渡到龙山文化时期的龙山文化遗址。
史迹茫茫,往事如烟,古国的风采大多已失落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但是从珍贵的出土文物上,从为数不多的地上遗存里,从零零星星的历史资料和民间传说中,我们仍然能够追溯到那段辉煌历史的蛛丝马迹。
一、尧王城与东方“太阳古国”历史文献中有一个崇拜太阳的“十日国”。《山海经·海外东经》记载: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曰羲和,帝俊之妻,生十日,方浴日于甘渊”。就像“帝俊生黑齿”一样,羲和“生十日”反映的是,太阳母亲羲和的后代建立过由十个(或多个)崇拜太阳神的部落组成的“羲和之国”。
《山海经》还记载:“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有甘山者,甘水出焉,生甘渊”。“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这里提到的汤谷、扶桑,即少昊鸟国建都之地。据尸子(孙星衍辑本)卷上云:“少昊金天氏邑於穷桑,日五色,互照穷桑。谓此也。则所谓甘渊、汤谷(扶桑)、穷桑,盖一地也”。
那么这些神奇的“汤谷”、“甘渊”、“羲和之国”、“十日国”、“少昊之国”又在哪儿呢?
答案可以从《尚书·尧典》里找到:“(帝尧)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这部经过孔子修订的“上古之书”明确表示,羲和浴日的汤谷(甘渊)在一个叫做嵎夷的地方。从《四库全书》中的禹贡九州图可以看出,嵎夷的大致位置就在鲁东南地区,即北到山东青岛、南至江苏灌云的沿海地区,而日照就处于这一地区的中间地带。
《山海经·海外东经》进一步将汤谷和十日国的地望(地理位置)定位于日照地区的尧王城遗址一带:“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这里的“黑齿”就是上古时期传说的“其人黑齿、食稻啖蛇”的黑齿国。根据“《山海经·海外东经》地望考证”一文,这个黑齿国就是著名的“齐师伐莒”中莒国公子投奔的纪障城(纪国)的前身,位于今天的江苏省赣榆县柘汪镇到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安东卫、虎山镇一带。而“羲和浴日”的“汤谷”、“甘渊”和“十日国”位于黑齿国之北,其地望当是尧王城遗址及其周边地区无疑。
从地理和风水的角度来看,尧王城的选址是非常讲究的。城址面(东)向大海,背(西)靠老牛头顶、双山、白云寺等山系,右(南)是竹子河和天台山,左(北)为傅疃河和奎山。因此,尧王城古城是建立在三面环山,一面向海,河流纵横,土壤肥沃的山前平原上,享有农、牧、鱼、盐和水运之利,是一处颇有“帝王之气”的风水宝地。
地下考古和地上遗存为此也提供了有力佐证。在考古学研究中,城址、墓葬与祭祀地被视为三大要素。除了出土与莒县陵阳河遗址相似的“日火山”符号陶文以外,尧王城遗址上几乎所有墓葬都朝向东南面约4公里处的天台山,而天台山上至今仍然残存部落遗址、太阳神石、太阳神庙、刻有太阳图案以及古人祭祀太阳的岩画等远古遗存。
这些史实足以证明,尧王城地区即为《山海经》中记载的“羲和之国”、“十日国”,“少昊之国”,是名副其实的“太阳古国”,而尧王城遗址正是“太阳古国”的都城,天台山就是这个神秘古国的祭祀地。
二、帝尧与东夷文明的关系史学界认为,华夏文明起源具有多元性,中华文化是多种文化长期渗透融合的产物。其中最影响最大的是以炎黄二帝为始祖的黄河中上游文化(后来又称夏文化)和以帝俊为祖先的黄河下游文化(又称东夷文化),那么,黄河上游和下游的两大文化之间的渗透与融合在尧王城古国又是如何体现的呢?
据《竹书纪年》记载,帝尧(炎黄后裔)东巡时除了到天台山祭祀日神之外,还“筑城于野,命羲和历象”。
根据日照民间传说,尧帝在成为部落大联盟的首领之后,曾经东巡至此并筑城一座,因此人们把这个地方叫做尧王城。现在的遗址之上仍然有大尧王城,安家尧王城,刘家尧王城等村落。
帝尧选择在这样的一片沃土上建设城池似乎不是偶然的,这既与帝尧对东方太阳古国的重视有关,也与帝尧与东夷领袖大羿非同寻常的关系有关。大羿据说是帝俊的后裔。史料记载,帝尧之所以能成为军事部落大联盟的首领,是与大羿的合作和帮助是分不开的。对此,后来汉代的《淮南子·本经训》中这样记载:“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尧乃使羿……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擒封希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
由此可见,帝尧取得部落联盟的统治权是借助了东夷领袖大羿的力量。
与之巧合的是,传说中的大羿和嫦娥的陵墓就坐落在天台山上。尽管墓前的碑文已经在文革时被红卫兵破坏,周边村庄仍然流传着“大羿射日”和“嫦娥奔月”的神话故事。
从太阳崇拜文化起源的角度考察,帝尧命羲和氏族“观象授时”不无道理。出于对太阳的重视与崇拜,太阳古国的羲和族人世代相传,发明了许多天文观测技术和手段,积累了丰富的天文学知识,这应当是受到帝尧赏识和重用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在大汶口和龙山时代,种植谷物的农业生产活动已经取代了狩猎和采集,成为最重要的生产活动。所以测日观象的深奥学问和技能也就成为维护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某个人,某一集团能掌握了这门学问,能够即时地指导农作,使收成有所保证,必定会被视若天人、神圣,享有极崇高的威望。
自帝尧开始,羲和部落世代世袭天文观测之职。后人沿用这一传统,甚至负责天文观测的官位就直接称为“羲和”。
地下考古的结果也表明帝尧到过尧王城。在龙山文化时期,陶器的生产是有地域性的。黄河下游生产黑陶,黄河上游生产彩陶,二者采用的是不同的制作技术。迄今为止,在龙山文化的地层里,整个鲁东南地区只有尧王城遗址出土了彩陶,其它遗址都没有发现彩陶。这是否说明该彩陶或者彩陶制造技术是由帝尧从黄河上游带来的呢?
因此,我们可以说,尧王城遗址的意义,并不仅仅是揭示和证明了源远流长的龙山文化,更重要的是反映了黄河上游文化和下游文化相互依存和相互交融的历史事实。它还证明,尧王城古国文化的根源和灵魂与东夷人的太阳崇拜文化一脉相承。
三、“太阳古国”的太阳崇拜渊源山东大学张富祥教授指出:“从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来看,我国上古人群的太阳文化意识首先应当起于东部沿海地区,或说以东方夷人的这一意识最为强烈,其次才逐渐传播到西、北、南各个地区”。
张学海先生在《考古学反应的山东古史演进》一书中说:“山东或者说海岱地区的旧石器文化,起源于鲁中南山地的沂河上游地区,并始终在该地区发展,同时逐渐向东南扩展,并在鲁东南地区包括江苏连云港市北部地区在内,过渡到新石器时代,从而勾勒出山东旧石器时代的发展脉络”。他还明确提出:“这一地区包括郯城、莒南、日照市和江苏连云港北部地区,目前,海岱地区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遗存大部分在这地区,而以日照市沿海和马陵山两地最为集中”。
换言之,海岱地区的旧石器遗迹只局限在北起沂源,南到郯城和江苏东海县,东至日照沿海的三角地带里。这给我们提供了如下一幅画面。
在几十万年前,沂源猿人中的一个分支离开他们赖以生存的溶洞,沿沂河沭河而下,追逐太阳而居,最先来到日照沿海地区。在这里,他们惊奇的发现,带给人类光明和温暖的太阳竟是从东方大海中升起来的。于是在一个叫汤谷(天台山)的地方开始了祭祀太阳神的活动。这大概就是太阳崇拜的真正起源。“夸父追日,渴死汤谷”,或许就是羲和氏族迁徙之艰辛的真实写照。到了五帝时期,这里曾经是少昊之国。山东大学王青教授指出:“少昊氏不仅存在于大汶口文化时期,而且还延续到龙山文化时期,期间经历了不断迁移和发展的过程。其中大汶口晚期以莒县陵阳河一带为中心,到大汶口末期迁到五莲丹土一带。龙山早中期又迁到日照尧王城、两城等地,在滨海地带形成超大规模的中心。龙山中期之末,迁到了临朐西朱封一带,到龙山晚期又迁到曲阜一带”。
据南京六朝古墓中出土《竹书纪年》竹简记载:“元年丙子。帝即位,居冀。巡狩琅琊,登天台,祀日神。筑城于野,命羲和历象。五年,初巡狩四岳”。从时间上看,帝尧即位后当年即东巡琅琊,到天台山祭祀太阳神,而五年之后才巡守四岳,足见帝尧对琅琊(太阳古国)和日神之重视。
史料上不但有帝尧崇拜太阳的描述,也有商王祭祀日神的记载。蔡运章先生在《三星堆文化的太阳神崇拜》中指出:“甲骨文中有商王到旸谷祀日的记载。特别重要的是,商王‘观日出’的地点是在‘湡’地(湡,通作与堣、嵎,在今山东沿海地区),与《尧典》说的‘宅嵎夷,曰旸谷。寅宾日出’,全相密合,绝非偶然”。
无独有偶,人们在天台山极顶的岩石上发现了一副极为罕见的古代岩画。画中有从东海上初升的太阳,挂在天边的月亮和星星,还有顶礼膜拜的首领和人群,画上的题词是早期甲骨文“王其焚吉”字样,用的是占卜的语言,描述的是“王”带领民众在这里点火祭祀太阳神的景象。至于这个“王”是尧王还是商王,学界至今仍有不同意见。
四、太阳古国的兴衰成因以尧王城遗址为都城的日照“太阳古国”在少昊、大羿、伯益等东夷领袖的领导下创造了灿烂的龙山文化。但令人迷惑不解的是,这个龙山时期的大都市,这个辉煌了几百年的太阳古国,在龙山文化的末期(夏朝初期),仿佛一夜之内变成了一片废墟。并且在此后夏代的300—400年间,这一地区的文化远远落后于夏朝所在的中原地区。个中原因,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至今仍然无法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
在东夷人(特别是伯益后裔)的大力支持下,殷人取代夏桀建立了商朝。《诗经·商颂》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玄鸟就是传说中的太阳鸟,是东夷人的图腾。殷人的高祖“夔”即为“太阳之父”帝俊,由此可知商朝殷人与东夷人的同源关系。郭沫若通过对甲骨文的研究发现,殷人在每天均有早上迎日出,晚上送日入的祭祀仪式(《殷契粹编》),说明太阳崇拜也是殷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商朝的建立以及商王来到东海之滨的天台山观日出,祀日神,日照地区又因此而再度兴盛起来。在此期间,伯益的赢姓后人在今天的鲁东南一带建立了古莒国,天台山遂成为莒人和殷人太阳崇拜的圣地。
战国初期,与莒国相邻的齐国在齐桓公称霸之后,尊王攘夷,不与“尚夷风、用夷礼”的莒国接盟,同时改在琅琊台祭祀四时主、在成山头祭祀日神,天台山作为日神祭祀地和东夷人先祖祭祀地的地位随之下降。
随着莒国的覆灭,东夷文化的最后消失,作为祭祀圣地的天台山也慢慢变成了历史。但是崇拜太阳、祭祀太阳的习俗已经深深地扎根在当地人的生活之中。莒县博物馆前馆长苏兆庆研究员在《夷人崇日与秦始皇东巡琅琊》一文中说:“特别是东夷民族对太阳神的崇拜更有其悠久历史传承,不少有关太阳来历的神话故事广为流传于民间”,“主要崇拜太阳的少昊羲和族,居住在汤谷(亦称旸谷)一带,是太阳神赐福下民的圣地”。“祭日活动,解放之初,莒地依然流行”。
秦汉时期的天台山似乎不甘寂寞。这座曾经一度“失宠”的山又成为黄老道和方仙道的发祥地,并随着方仙道文化的兴起和秦始皇的东巡而再度辉煌。
天台山方仙道的代表人物是为老子《道德经》做注的河上公和他的弟子安期生。安期生道业高深领一代盛名,曾吸引秦始皇前来寻仙访道。传说秦始皇东巡琅琊曾三上天台山。晋皇甫谧《高士传》曰:“安期生者,琅琊人也,……秦始皇东游,请与语三日三夜,赐金璧直数千万”。安期生弃金银于不顾,留书嘱咐始皇:“后数年求我于蓬莱山”。始皇为此派遣使者徐福等数百人前往蓬莱山寻找,“辄遇风波而还。立祠阜乡亭并海边十数处”。至今,天台山主峰还残留有安期祠的遗址。
对此,宋朝日照状元张行简这样写道:“念我日照,虽偏居海隅,却享有琅琊之名,天台之胜,背依泰沂,怀抱东海,更兼仙山飘渺,河流纵横,自古为日神祭祀之地,黄老成仙之乡。河上公、安期生、于吉、葛玄等在此悟道授徒,秦皇汉武到此寻仙访道,可谓盛极一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