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州崇福寺
崇福寺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朔州古城内东街北侧，始建于唐麟德二年（665年），由鄂国公尉迟敬德奉敕建造。
据塔底题记载，北朝天安元年(公元466年)，献文帝拓跋弘的小臣曹天度倾全家资产雕造,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该塔由塔座、塔身、塔刹三部分组成。通高约3米左右，由石料制成。
千佛石塔塔身平面呈方形，塔身高205厘米，共九层，塔身上面共浮雕佛像1400多尊。特别是侍立菩萨像高1.81米，与真人略同。
塔刹上壁龛造像，前所未见。塔刹下部雕成刹基柱，稳置于最上层顶端，平面呈方形，总高约50厘米。刹基柱上承刹身，四隅各有一个佛龛，龛内浮雕两尊小佛坐像，转角立柱雕一人像，龛下各以莲花为结，上部翘出房檐，承以雉堞状的山花蕉叶，山花中间夹雕小佛坐像。房檐顶端呈覆钵，上有相轮九重，宝珠作结。
石塔最生动的地方在于，在龛左右起“枭混”曲线，左右上部有小佛围抱，全然塑造出了一个佛的世界。造像及艺术风格与云冈石窟塔柱惟妙惟肖。各层四隅上部翘出塔檐，翼角微翘，椽望、连檐、石顶等俱全，完全仿木结构雕制。
石塔立面形象精湛美丽，各层高度逐渐低矮，塔身宽度层层递减，使塔的轮廓微微内收、挺拔俊秀，呈四角锥体状，为中国重楼建筑与印度塔身构造巧妙结合的产物。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楼阁式佛塔，对于研究北朝时期我国佛教、造塔以及雕刻艺术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台北历史博物馆馆长、文物专家黄永川先生多年研究千佛石塔，他从石塔的制作意义、图像雕作、纹饰的雕作意义、色彩配饰、艺术形式与风格方面进行研究，并给予高度评价，称千佛石塔是不折不扣的国宝。
三次辗转
塔身、塔刹数十年身首异处
而时至今日，在崇福寺只能见到没有了塔身的塔刹，崇福寺工作人员、文物研究专家孙学瑞从1984年起保管塔刹，与塔刹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称，如果不是在日寇侵华期间，被在朔日军掠去，也就没有这件旷世杰作半个多世纪的身首分离。
孙学瑞年轻时住在朔城区西街，与他同住一条街的有一丁氏家族。在当地，丁氏家族是有着极高文化素养的大户人家。而丁氏家族中一名男子叫丁克成，曾为保护塔刹冒了诸多风险。
1937年，日寇占领朔县城(现朔城区)后，日军驻扎在崇福寺。当时，千佛石塔存放在崇福寺弥陀殿东南角，是镇寺之宝。日军被石塔精美绝伦的雕刻艺术和文物价值所吸引，就想据为己有。
1939年，日军将石塔偷偷运往日本，就在石塔将要被日寇掳走之际，丁克成出于爱国情结冒着生命危险将石塔的塔刹部分藏了起来。后来，塔身则被日军掳回日本，同许多掠物一样被安置在东京帝室博物馆。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塔身被交还给中国，后辗转台湾，现存台北历史博物馆。而建国后，丁克成将塔刹献给国家，塔刹重又回到了崇福寺。塔刹和塔身开始了50多年的隔海对望。
1979年，奥地利某大学一名专门研究石塔的教授格拉兹在台北见到了千佛石塔的塔身后，激动万分，称山西朔县崇福寺的塔刹就是该石塔的塔刹，并当即发表文章进行论述。
1984年，孙学瑞接收保管塔刹后，从库房的角落里找到了残蚀已十分严重的塔刹。他轻轻地抹去塔刹上面的灰尘，精细如丝的雕刻线条透过岁月的沧桑依旧栩栩如生。尽管寂寞，但依旧生动。
孙学瑞说，20多年和塔刹相处，他和塔刹之间已经有了感情，在他眼里，塔刹是活的，会说话，会传递一种信息，似乎也在翘首盼望着早日团圆。
九层石塔已为台北历史博物馆镇馆之宝
因北魏千佛石塔塔身为九层，在台北被称为曹天度九层石塔，现藏于台北历史博物馆，为镇馆之宝。
台北历史博物馆馆长、文物专家黄永川先生就石塔曾撰写3万多字的论文。在1995年庆祝建馆40年时，从馆藏的5万件文物中选取40件入书介绍，他说，对于北魏曹天度九层石塔是了然于胸，无可取代，被公认为本馆首屈一指的国宝。
黄永川称九层石塔为国宝是名副其实：就石塔本身而言，第一，纪年翔实，公元466年，是现存我国最早而保存最完美的个体石塔；第二，雕刻时间、石材、及技巧均与北魏石雕黄金时代云冈昙曜五窟时一致，为印证中国石雕黄金时代的代表作；第三，石塔造像内容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百态及特殊信仰；第四，石塔呈木造样式，是研究六朝时代木塔及建筑技术的绝好标本；第五，石塔雕刻风格独具，造型完美，为中国宝塔雕刻中之翘楚。
此外，黄永川馆长还认为，本件石塔辗转日本，后归本馆，现今塔顶遗存大陆，说明了民初以来文物随着时代颠沛流离，饱偿骨肉分离之命运，值得对其全貌作进一步探讨并作交代。
两岸交流共商千佛石塔重圆之事
1995年，时任台北历史博物馆典藏组主任黄永川先生给朔州崇福寺文管所来函称：“贵寺收藏‘曹天度造九层塔’一件，该件石塔于抗战期间为日本所掳掠，胜利后归还我国，现阶段虽未能璧合，但该塔之价值并不会因顶身分离而逊色。”
黄永川先生请求崇福寺文管所向他提供有关塔刹的资料、照片以供研究，并就复制石塔等事宜进行商讨。
2007年年初，朔州市对台办就石塔重圆有关事宜赴台和黄永川先生交流。已任台北历史博物馆馆长的黄永川先生十分热情。双方就石塔的文物艺术价值以及有关复制事项做了深刻探讨。黄永川先生表示，目前在台湾复制塔身还存在一些客观技术条件上的制约，一是所需的沙质岩材料难找，二是工匠难找。
2008年6月10日，台北市山西省同乡会参访团一行15人在崇福寺参观，在了解到千佛石塔身首分离半个世纪时，都表达了希望团圆的心愿。
朔州崇福寺文管所经多年酝酿提出复制石塔的构想，并报请省文物局和国家文物局同意。2007年，崇福寺文馆所制定复制施工说明、取材以及预算，并以最快时间将石刹复制完毕。一旦时机成熟，将携复制好的塔刹赴台再次商议重圆之事。
人们相信，随着中华民族的富裕强大，塔身和塔刹终究会有重归一体的那一天。孙学瑞在期待，黄永川先生也在期待，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在期待。
- 中文名
- 朔州崇福寺
- 位 于
- 朔州古城内东街北侧
- 始建于
- 唐麟德二年（665年）
- 主 殿
- 弥陀殿
- 类 型
-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基本概况
崇福寺的主殿是弥陀殿，金熙宗皇统三年（1143年）建，至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至为可贵。殿身面阔七间，通阔40．96米，进深四间八椽，22．31米。殿为单檐歇山顶，总高约21米。殿身坐落在高大的台基上，基高2．4米，基前又有宽敞的月台，衬托得殿宇高大雄伟，瑰丽壮观。殿正面檐下，悬有“弥陀殿”竖匾一方，是金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的原物。殿前当中五间为隔扇门，后檐明间和两梢间各装大板门两页，供游人进入殿堂之便。为了扩大内部空间面积，当心五间，中柱减去，前槽四根金柱仅留两根，并移至次间中线上，增大了佛坛位置与礼佛部位的空间，这种减柱与移柱的做法，是我国建筑史上的大胆创新。弥陀殿内的塑像，分布在长跨四间的大佛坛上，主像结跏跌坐，中为弥陀佛，左为观世音菩萨，右为大势至菩萨，佛教称为“西方三圣”。主像两侧塑胁侍菩萨4尊，身式微曲；台前两角有两金刚侍立，威严雄健，怒目圆睁。好像在履行各自的护法职守。这些彩塑都是建殿时作品，虽经明代重装，但造型、躯体、衣饰、面容没有大的变化，仍不失为我国金代塑像中的珍品。弥陀殿内四周满绘壁画，共计345.75平方米，也是金代作品。画题内容主要是佛和菩萨。在一座殿堂之中，建筑、塑像、壁画、琉璃以及门窗隔扇，檐下匾额、墨书题记等多种金代文物，荟萃一处，历经800多个寒暑，完好无损，实在难得。此外，还有千佛阁、天王殿、钟鼓楼、文殊殿、地藏殿、三宝殿、观音殿等，也颇壮观。崇福寺除了上述辉煌的殿阁建筑外，还保存了木雕楼阁形佛龛，唐、辽、宋几代石雕造像和不少出土文物。其中辽代石像和北魏石塔塔刹也很引人注目。历史背景
崇福寺的弥陀殿内，原珍藏着一座反映我国北朝佛教艺术成就的珍贵文物———千佛石塔。千佛石塔是北魏奉佛的圣物，是朔州崇福寺镇寺之宝，国家一级文物藏品。据塔底题记载，北朝天安元年(公元466年)，献文帝拓跋弘的小臣曹天度倾全家资产雕造,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该塔由塔座、塔身、塔刹三部分组成。通高约3米左右，由石料制成。
千佛石塔塔身平面呈方形，塔身高205厘米，共九层，塔身上面共浮雕佛像1400多尊。特别是侍立菩萨像高1.81米，与真人略同。
塔刹上壁龛造像，前所未见。塔刹下部雕成刹基柱，稳置于最上层顶端，平面呈方形，总高约50厘米。刹基柱上承刹身，四隅各有一个佛龛，龛内浮雕两尊小佛坐像，转角立柱雕一人像，龛下各以莲花为结，上部翘出房檐，承以雉堞状的山花蕉叶，山花中间夹雕小佛坐像。房檐顶端呈覆钵，上有相轮九重，宝珠作结。
石塔最生动的地方在于，在龛左右起“枭混”曲线，左右上部有小佛围抱，全然塑造出了一个佛的世界。造像及艺术风格与云冈石窟塔柱惟妙惟肖。各层四隅上部翘出塔檐，翼角微翘，椽望、连檐、石顶等俱全，完全仿木结构雕制。
石塔立面形象精湛美丽，各层高度逐渐低矮，塔身宽度层层递减，使塔的轮廓微微内收、挺拔俊秀，呈四角锥体状，为中国重楼建筑与印度塔身构造巧妙结合的产物。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楼阁式佛塔，对于研究北朝时期我国佛教、造塔以及雕刻艺术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台北历史博物馆馆长、文物专家黄永川先生多年研究千佛石塔，他从石塔的制作意义、图像雕作、纹饰的雕作意义、色彩配饰、艺术形式与风格方面进行研究，并给予高度评价，称千佛石塔是不折不扣的国宝。
三次辗转
塔身、塔刹数十年身首异处
而时至今日，在崇福寺只能见到没有了塔身的塔刹，崇福寺工作人员、文物研究专家孙学瑞从1984年起保管塔刹，与塔刹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称，如果不是在日寇侵华期间，被在朔日军掠去，也就没有这件旷世杰作半个多世纪的身首分离。
孙学瑞年轻时住在朔城区西街，与他同住一条街的有一丁氏家族。在当地，丁氏家族是有着极高文化素养的大户人家。而丁氏家族中一名男子叫丁克成，曾为保护塔刹冒了诸多风险。
1937年，日寇占领朔县城(现朔城区)后，日军驻扎在崇福寺。当时，千佛石塔存放在崇福寺弥陀殿东南角，是镇寺之宝。日军被石塔精美绝伦的雕刻艺术和文物价值所吸引，就想据为己有。
1939年，日军将石塔偷偷运往日本，就在石塔将要被日寇掳走之际，丁克成出于爱国情结冒着生命危险将石塔的塔刹部分藏了起来。后来，塔身则被日军掳回日本，同许多掠物一样被安置在东京帝室博物馆。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塔身被交还给中国，后辗转台湾，现存台北历史博物馆。而建国后，丁克成将塔刹献给国家，塔刹重又回到了崇福寺。塔刹和塔身开始了50多年的隔海对望。
1979年，奥地利某大学一名专门研究石塔的教授格拉兹在台北见到了千佛石塔的塔身后，激动万分，称山西朔县崇福寺的塔刹就是该石塔的塔刹，并当即发表文章进行论述。
1984年，孙学瑞接收保管塔刹后，从库房的角落里找到了残蚀已十分严重的塔刹。他轻轻地抹去塔刹上面的灰尘，精细如丝的雕刻线条透过岁月的沧桑依旧栩栩如生。尽管寂寞，但依旧生动。
孙学瑞说，20多年和塔刹相处，他和塔刹之间已经有了感情，在他眼里，塔刹是活的，会说话，会传递一种信息，似乎也在翘首盼望着早日团圆。
九层石塔已为台北历史博物馆镇馆之宝
因北魏千佛石塔塔身为九层，在台北被称为曹天度九层石塔，现藏于台北历史博物馆，为镇馆之宝。
台北历史博物馆馆长、文物专家黄永川先生就石塔曾撰写3万多字的论文。在1995年庆祝建馆40年时，从馆藏的5万件文物中选取40件入书介绍，他说，对于北魏曹天度九层石塔是了然于胸，无可取代，被公认为本馆首屈一指的国宝。
黄永川称九层石塔为国宝是名副其实：就石塔本身而言，第一，纪年翔实，公元466年，是现存我国最早而保存最完美的个体石塔；第二，雕刻时间、石材、及技巧均与北魏石雕黄金时代云冈昙曜五窟时一致，为印证中国石雕黄金时代的代表作；第三，石塔造像内容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百态及特殊信仰；第四，石塔呈木造样式，是研究六朝时代木塔及建筑技术的绝好标本；第五，石塔雕刻风格独具，造型完美，为中国宝塔雕刻中之翘楚。
此外，黄永川馆长还认为，本件石塔辗转日本，后归本馆，现今塔顶遗存大陆，说明了民初以来文物随着时代颠沛流离，饱偿骨肉分离之命运，值得对其全貌作进一步探讨并作交代。
两岸交流共商千佛石塔重圆之事
1995年，时任台北历史博物馆典藏组主任黄永川先生给朔州崇福寺文管所来函称：“贵寺收藏‘曹天度造九层塔’一件，该件石塔于抗战期间为日本所掳掠，胜利后归还我国，现阶段虽未能璧合，但该塔之价值并不会因顶身分离而逊色。”
黄永川先生请求崇福寺文管所向他提供有关塔刹的资料、照片以供研究，并就复制石塔等事宜进行商讨。
2007年年初，朔州市对台办就石塔重圆有关事宜赴台和黄永川先生交流。已任台北历史博物馆馆长的黄永川先生十分热情。双方就石塔的文物艺术价值以及有关复制事项做了深刻探讨。黄永川先生表示，目前在台湾复制塔身还存在一些客观技术条件上的制约，一是所需的沙质岩材料难找，二是工匠难找。
2008年6月10日，台北市山西省同乡会参访团一行15人在崇福寺参观，在了解到千佛石塔身首分离半个世纪时，都表达了希望团圆的心愿。
朔州崇福寺文管所经多年酝酿提出复制石塔的构想，并报请省文物局和国家文物局同意。2007年，崇福寺文馆所制定复制施工说明、取材以及预算，并以最快时间将石刹复制完毕。一旦时机成熟，将携复制好的塔刹赴台再次商议重圆之事。
人们相信，随着中华民族的富裕强大，塔身和塔刹终究会有重归一体的那一天。孙学瑞在期待，黄永川先生也在期待，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在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