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平仓

中国古代政府为调节粮价，储粮备荒以供应官需民食而设置的粮仓。主要是运用价值规律来调剂粮食供应，充分发挥稳定粮食的市场价值的作用。在市场粮价低的时候，适当提高粮价进行大量收购，不仅使朝廷储藏粮食的大谷仓一太仓和甘泉仓都充满了粮食，而且边郡地方也，仓廪充盈。在市场粮价高的时候，适当降低价格进行出售。这一措施，既避免了“谷贱伤农”，又防止了“谷贵伤民”，对平抑粮食市场和巩固封建政权起到了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

中文名

常平仓

原    理

运用价值规律来调剂粮食供应

避免了

“谷贱伤农”，“谷贵伤民”

作    用

平抑粮食市场和巩固封建政权

意    义

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

来    源

战国时李悝在魏所行的平籴

文    献

《管子》

历史变迁

起源

常平源于战国时李悝在魏所行的平籴，即政府于丰年购进粮食储存，以免谷贱伤农，歉年卖出所储粮食以稳定粮价。范蠡和《管子》也有类似的思想。汉武帝时，桑弘羊发展了上述思想，创立平准法，依仗政府掌握的大量钱帛物资，在京师贱收贵卖以平抑物价。宣帝元康年间连年丰收，谷价有贱到一石五钱的，“农人少利”。大约就在这以后，大司农中丞耿寿昌把平准法着重施之于粮食的收贮，在一些地区设立了粮仓，收购价格过低的粮食入官，以“利百姓”。这种粮仓已有常平仓之名。当时边疆金城（今甘肃永靖西北）、湟水（今青海湟水两岸）一带，谷每石八钱，耿寿昌曾在这带地区收购谷物四十万斛。五凤元年到二年（前57～前56），耿寿昌鉴于过去每年从关东向京师漕谷四百万斛，用漕卒六万人，费用过大，建议从近处的三辅（今陕西中部地区）、弘农（今河南西部和陕西东南部地区）、河东（今山西沁水以西、霍山以南地区）、上党（今山西和顺、榆社以南、沁水流域以东地区）、太原等地籴谷以供京师，可省关东漕卒过半。这一措施收到成效后，耿寿昌又于五凤四年奏请在边郡普遍设置粮仓，“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民便之”。常平遂作为一项正式的制度推行于较大范围之内。元帝初元五年（前■44），在位儒臣借口关东连年灾荒，常平仓与民争利，遂与盐铁官、北假（今内蒙古河套以北、阴山以南地区）田官等一同废罢。事实上，常平仓虽为利民而设，但施行既久，也确有“外有利民之名，而内实侵刻百姓，豪右因缘为奸，小民不能得其平”的弊病。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又拟设置常平仓，刘般即以上述理由反对，因而作罢（一说于永平五年在全国各地推行，见《文献通考·市籴考二》）。

晋朝

汉以后，常平仓置废不常。晋武帝泰始四年（268），立常平仓，丰年则籴，岁俭则粜。齐武帝时，米谷布帛价贱，议立常平仓市买积储，永明六年（488），诏出上库钱于京师市买，令诸州各出钱于所在地市买储之。据《通典》，后魏孝文帝太和十二年（488），秘书监李彪奏请折诸州郡常调九分之二及京都度支岁用之余，各立官司，年丰籴积于仓，岁俭减私十分之二（《魏书·食货志》作“加私十分之一”，为误。）粜之，遂颁诏施行。北齐武成帝河清三年（564），令诸州郡置富人仓，亦用常平之法。

隋朝

隋文帝开皇三年（583），置常平监于京都，常平仓于陕州。同年，度支尚书长孙平奏令民间每秋成时，按贫富为差户出粟一石以下，储之闾里以备凶年赈给，名为义仓；五年，遂依其议诏立义仓。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命州县并置义仓，凡置地亩纳二升（高宗时改为按户等出粟）储之，凶年赈给或贷民为种秋熟纳还。十三年，令洛、相、幽、徐、齐、并、秦、蒲诸州置常平仓。高宗时，置京都东西市常平仓，并设常平署官。玄宗开元七年（719），扩大设置常平仓的地区，并定常平仓本上州三千贯，中州两千贯，下州一千贯；大抵谷贱时加时价三钱为籴，不得抑配，贵时减价出粜。天宝四载（745）丰收，命义仓亦准常平法收籴，义仓遂兼有常平职能。天宝八载，关内、河北、河东、河西、陇右、剑南、河南、淮南、山南、江南十道常平仓粮共四百六十余万石。安史之乱，常平仓废。德宗即位（780），始复京城东西市常平仓，后户部侍郎赵赞奏准于津要都会各置常平本钱，置吏征商人税并竹木茶漆等税充之，然因军费浩大，所税随得随尽，不能用于常平。宪宗元和元年（806），规定诸州府于每年地亩税内十分取二以充常平仓及义仓，依例籴、粜或赈、贷。自此常平仓与义仓职能合一，并称常平义仓。文宗开成元年（836），又命官民田土常赋外每亩另纳粟一升，于诸州所置常平仓逐年添储，会昌中停罢。

宋金时期

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宋始置常平仓于京畿。景德三年（1006）后，除沿边州郡外，全国先后普遍设置。各州按人口多少，量留上供钱一二万贯至二三千贯为籴本，每岁夏秋谷贱，增市价三五文收籴，遇谷贵则减价出粜所减不得低于本钱。若三年以上未经出粜，即回充粮廪，易以新粮。景■以后，由于常平积有余而三司兵食不足，常平钱谷经常被挪移助充军费。熙宁二年（1069），推行青苗法，常平仓法遂为青苗法取代，其所积钱谷一千五百万贯石（包括广惠仓所积）亦充作青苗钱本，每岁夏秋未熟前贷放，收成后随两税偿还，出息各二分。七年，改为一半散钱取息，而一年只■散青苗钱本一次，一半减价出粜。九年，各地常平钱物“见在”数增至三千七百三十九万余贯石匹两等。绍兴九年（1139）重建常平仓后，恢复籴粜散敛旧法。乾道三年（1167），诸路常平、义仓所积，计有米三百五十七万九千石，钱二百八十七万一千贯，其中绝大部分尽是虚数。如信州，帐籍所载为九万三千石，上报之数为六万八千石，复经盘量只有一万二千九百石。常平仓已经名存实亡。金世宗大定十四年（1174），曾定常平仓之制，丰年增市价十分之二以籴，俭年减市价十分之一以粜，命全国推行，但不久即废。章宗明昌元年（1190），复立，按郡县户口数储足三月之粮即可，令提刑司、诸路计司兼领。三年，以其往往有名无实，颁地方官奉行勤惰奖罚之法，并定制：县距州六十里之内者就州仓，六十里之外者别置。原定储三月粮，改为按户口多寡定储粮数，自两万户以上备三万石至五千户以下备五千石。五年，全国置仓计五百一十九处，积粮三千七百八十六万余石。

元朝

元代，宪宗七年（1257）初立常平仓，不久停废。世祖至元八年（1271）复命各路立仓，由本处正官兼管，按户数收贮米粟，增时价十分之二经常收籴，不得摊派百姓。当时收贮至八十余万石，后仓粮起运尽空，不行收籴，名存实亡。十九年，命依旧设立，其仓官人等于近上户内选差，免其杂役；地方官仍按月将发到籴本价钞及收籴支纳情况上报户部。但因官吏多不尽责，实际上或存或亡。至大二年（1309），命路府州县皆置，并定设仓官三员，于流官中选任，然而同年御史台即以年岁不登奏请罢去。文宗天历二年（1329）复命各地官司设立。元末，常平仓的弊端更甚，行省所发籴本被各级官吏层层克扣，发到乡都已所剩几无；于是摊派民间领钞纳谷，胥吏与里正主首又从中作弊；或籴本被贪污挪用，官吏为应付上司检查，临时收籴劣谷充数，未久即腐变；或减价发粜时，被贪吏、奸商、权豪势要者抢购一空，贫民反不能受益。

明清时期

明太祖洪武三年，命州县皆于四乡各置预备仓（永乐中移置城内），出官钞籴粮贮之以备赈济，荒年借贷于民，秋成偿还，遂为一代定制，取代了常平仓。明末又在辽东、延绥一些边镇设立常平仓。清顺治中，各府、州、县俱置常平及义、社仓，责成道员专管，每年造册报户部；十七年，定仓谷籴粜之法，春夏出粜，秋冬籴还，平价出息，如遇灾荒，即以赈济。康熙年间，又定春借秋还，每石取息一斗；各地常平、义仓储粮永留本境备赈。并规定了大、中、小州县应储粮数。后以籴本不足，命州县官“劝输”常平等仓粮。“永留本境”的规定也往往不能执行。中叶以后，弊端日甚，各地常平仓多数钱、谷两虚，徒有其名，起不到平抑粮价和备荒的作用。

常平仓与经济学

历史上常平仓制度在中国置废不常。但至中华全境沦陷于满清时，其规置已经相当完整。清朝常平仓款项主要来自地方财政收入、截留漕粮以充实常平仓的资金和富民捐谷；常平仓的作用除了平抑物价，还包括出借给农民作为种籽口粮，以解决一部分青黄不接时农村发生的困难，同时达到仓谷出陈易新之目的。在大灾之时，也用常平仓谷赈济灾民；为了保证国家粮食储备的质量，每年出陈易新的部分约为总储量的百分之三十。常平仓储量随着清朝国力的上升曾不断扩充，清朝由盛而衰，存谷也逐渐空虚以至枯竭。至清末，对于全国极大多数地区来说，经济的稳定器常平仓已经名存实亡。美国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就将宋代王安石新政中的常平仓政策引入了罗斯福新政，直到今天，它仍然是美国政府农业政策的理论基础。钱穆先生对国人数典忘祖，常平仓制度为外人所用，自己却一无所知大为恼火，他讲了这样一则故事：“……汉代的平准制度，此乃一种调整物价的措施。此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变通运用。即如粮价一项，遇丰年时，政府以高价收购过剩粮食，以免谷贱伤农。待到荒年季节，政府便以低价大量抛售积谷，寓有赈济贫农之意。此项制度，随后由社会上用自治方式推行，即所谓社仓制度。据说美国罗斯福执政时，国内发生了经济恐慌，闻知中国历史上此一套调节物价的方法，有人介绍此说，却说是王荆公的新法。其实在中国本是一项传统性的法制。抗战时期，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访问，在兰州甫下飞机，即向国府派去的欢迎大员提起王安石来，深表倾佩之枕。而那些大员却瞠目不知所对。因为在我们近代中国人心目中，只知有华盛顿、林肯。认为中国一切都落后，在现代世界潮流下，一切历史人物传统政制，都不值得再谈了。于是话不投机，只支吾以对。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2001年6月，30~31页）不过，尽管钱穆是一代史学大家，学识渊博，但在写《如何研究经济史》时竟然也没有提到中国古典经济思想的核心轻重之术，甚至连《管子》这本书都没有提到，只讲了儒家的几句格言，《货殖列传》、《太平广记》之类。研究中国经济思想不提《管子》轻重十六篇，就如同研究美国只研究阿拉斯加一州一样。中国儒化之深，钱氏亦难逃儒家思想巢臼！可叹可悲！（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2001年6月，57~74页）此次猪肉价格上涨牵动着千家万户，所以马上有政府官员站出来要动用国家储备肉平抑物价。据来自中国机械化养猪协会的消息，我国现有344家中央储备肉基地场，储备量为14. 5万吨，其中中央6万吨，地方8.5万吨，且很大程度是活体储备。而2006年中国猪肉总产量达到51.97万吨，储备肉只占我国猪肉总产量的0.28%。这点储备肉还不够一天供应，去平抑物价岂不荒唐！原来，国家储备肉本来就不是为了平抑全国性的肉价上涨而设立的，功能似乎回到了西周以前，是为了应对突发性的灾情、疫情——那些政府官员手上根本没有足以控制市场波动的猪肉，所以为了稳定市场只能发表“善意的谎言”！保险、期货。。。西方好的经济机制当然要学，但中国好的制度模式也不能丢。期货只有在常平仓之下才可能真正起到稳定物价的作用，因为常平仓使投机者永远不敢超越常平仓划定的价格界线。一位作期货界的业内人士说的很干脆：“如果没有常平仓的后盾，生猪期货应不会减缓现货的波动！”这位朋友所说的常平仓当不单是指猪肉储备，更重要的是占生猪成本相当大比重的农产品（特别是豆粕和玉米）的储备，因为上半年肉价上涨最重要的原因有二：一个是养猪饲料价格上涨，二是2006年下半年全国性的猪疫病。数十个世纪以来，常平仓制度使中国人渡过了多少自然的灾难和市场本身的风险——失去对常平仓的记忆，我们失去的不仅是一种经济制度，更重要的是我们失去了这个沧桑民族维系其千年发展的制度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