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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市博物馆

泰州市博物馆成立于1958年，1980年进行了第一次改扩建。现位于泰州市鼓楼南路，占地面积10000余平方米，建筑面积4000余平方米，其中展览厅面积近3000平方米，泰州市博物馆是一个以收藏历史文物为主的综合性博物馆。文物库房近300平方米。人员22人，其中正高1人，副高职称3人，中级职称7人，研究生学历4人，本科学历12人，大专学历3人。设有陈列群工部、考古征集部、保管部、办公室及保卫科、财务科等部门。

中文名: 泰州市博物馆
成立时间: 1958年
地址: 江苏省泰州市青年北路20号
占地面积: 10000余平方米
类型: 综合性博物馆
藏品: 以历史文物为主

简介

泰州市博物馆成立于1958年，泰州市博物馆1980年进行了第一次改扩建。现位于泰州市海陵南路657号，泰州市博物馆占地1000余平方米，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其中展览厅面积近800平方米。泰州市博物馆是一个以收藏历史文物为主的综合性博物馆。泰州市博物馆拥有各类藏品近万件，其中已经经过鉴定的国家珍贵文物八百余件。文物收藏中，又以古代书画、明代服饰、六朝青瓷等尤具特色，在国内博物馆界有较好的影响。这些文物对反映我国悠久而灿烂的历史文明是十分宝贵的实物例证。革命文物的收藏在泰州市博物馆也较丰富，能够较好地反映泰州地区革命活动开展的历史。泰州市博物馆常年举办有《泰州地方历史基本陈列》，另经常举办一些短期展览，如《馆藏精品特别展》、《馆藏工艺品展览》、《泰州民俗风情文物展》和《陈毅元帅生平展》、《新四军东进展览》等等。为广大群众和青少年提供了进行历史、文化和爱国主义教育的良好课堂。泰州市博物馆是一个以收藏历史文物为主的综合性博物馆。拥有各类藏品近万件，其中已经经过鉴定的国家一、二、三级珍贵文物八百余件。文物收藏中又以古代书画、明代服饰、六朝青瓷等较为出色，在国内博物馆界有较大的影响。古代书画的藏品，有明代宫廷画家吕纪,明代武林画派的开山鼻祖蓝瑛，明代董其昌、文征明、张翀、唐志契、谢时臣、吴彬、程胜、张风等一批著名画家的作品：其他如清代的朱耷（八大山人）、石涛、袁江、陈卓、潘思牧、梁山舟、张赐宁、吴让之、恽南田、费丹旭、莲溪，扬州八怪的郑板桥、黄慎、李解、汪士慎等，金陵画派的蔡泽等，再如刘墉、林则徐、铁保、李鸿章等清代名人，近代齐白石、张大千、陈师曾、于右任等著名书画家的作品也有较好的收藏。陶瓷收藏中，六朝青瓷、宋元明清瓷器有较多精品。其他文物方面也有不少是独具特色的收藏，如全世界唯一的一具较完整的雄性康鹿化石，汉代神兽纹铜镜，数百件故宫档案、清运档案、清代工艺品等等。这些文物对反映中国悠久而灿烂的历史文明是十分宝贵的实物例证。革命文物的收藏在泰州博物馆也较丰富，能够准确、生动地反映泰州地区革命活动开展的历史。

历史沿革

泰州市博物馆建馆之初，藏品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调拨了原泰州金石保存所收藏的青铜器、书画、善本书等一批文物；二是接收了原济南广智院历年来搜集的动植物标本、古生物化石以及各类文物藏品；三是接收了原解放区泰州人民政府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收集保护的各类文物；另外还接收了部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民群众捐献的传世文物。1954年至1980年期间，泰州市博物馆作为泰州惟一的省级文博机构，承担起了泰州境内地上地下文物的保护工作，开展了大量田野调查，进行了一系列考古发掘，收藏了大量珍贵出土文物，使馆藏文物的数量和质量不断提高。1954年至1980年期间，泰州市博物馆作为泰州惟一的省级文博机构，承担起了泰州境内地上地下文物的保护工作，开展了大量田野调查，进行了一系列考古发掘，收藏了大量珍贵出土文物，使馆藏文物的数量和质量不断提高。泰州市博物馆发展成为富有地方特色的、包括历史、自然、艺术等多门类的新型省级博物馆，成为全省文物的收藏中心和展览中心，拥有各类藏品20余万件，尤其在陶瓷器、青铜器、甲骨文、陶文、封泥、玺印、简牍、汉画像石、书画、善本书的收藏方面见长。泰州市博物馆现有职工129人，其中专业人员87人。设有办公室、政工科、保卫科、基建办公室、保管部、陈列部、宣教部、考古部、文物保护部、自然部、鉴定办公室、资料信息部、经营部、物业部等14个业务科室和部门。

陈列展览

文明之光

泰州，中华文明的摇篮之一，早在距今四十万年前这里就出现了人类活动的遗迹。发现于沂源骑子鞍山南麓的沂源猿人头骨化石就是最好的证据。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化石。凤凰岭发现的细石器则为解决了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缺环，在河流域和汶泗河流域发现的遗物表明，先人过着以狩猎为主，捕捞和采集为辅的经济生活。进入新石器时代，泰州地区更是群星璀璨、异彩纷呈：大汶口文化的彩陶器堪与中原仰韶文化的彩陶相媲美，陶器上的刻画符号被认为是文明的曙光；龙山文化黑陶精美绝伦，玉器制作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准，牙璋、璇玑等成为泰州的标志性器物。泰州史前文化遗址目前发现超过2000处，发掘遗址上百处，通过地层学和类型学研究比对，经过几代考古人的艰苦努力，逐步建立起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这样完整的文化序列。泰州地区史前文明研究正向着更深、更早、更先进的方向发展。

泰州风采

商周时期，泰州作为中原地区的近邻，首当其冲的承受着中原文明的冲击。商代甲骨文上记载了大量商王征伐泰州方国的记载，目前的考古资料也表明，商代的遗迹由早到晚存在着自西向东发展的趋势。至迟在商代末年，泰州的大部已经纳入了商王朝的版图，只在东部沿海地区还保留少量的东夷土著部落。西周以后，封建邦国，泰州北部被周武王封给姜尚，建立齐国；南部封给周公旦，建立鲁国，此外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诸侯国。齐国采用“因其俗、简其礼”的政策，保持了地区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加上齐桓公即位以后，任用管仲为相，政治贤明，经济发展，国力逐步增强，不断兼并其它小国，成为东方最强大的国家，被尊为“春秋五霸”之首。鲁国版图虽小，但是国家完整的继承了周代的礼制，文化氛围浓厚，产生了很多光耀千古的思想家，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被尊为“至圣先师”。其他还有孙子、墨子、孟子等等诸子百家，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文明进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魏辉煌

两汉时期，泰州是中国最发达最繁荣的地区之一。泰州拥有鱼盐之利，在秦末战乱中受到影响较小，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其中以尤以冶铁和纺织最具特色。考古发现以汉代墓葬为主，迄今发掘数量上万座，重要的考古发现，如长清双乳山济北王陵、章丘洛庄吕王陵、章丘危山济南王陵、日照海曲墓地出土的珍贵文物尽会于此。临沂洗砚池晋墓出土了丰富的具有南方风格的青瓷器和铜器；东八里洼北朝墓发现的数量众多、功能齐全的陶俑生动展示出当时的生活场景；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发现的逾400尊北朝佛像精美绝伦，残断的佛手、佛脚则从另外的侧面讲述着佛教历史上的兴衰和浩劫，带给今天的人们思索的宁静和心灵的皈依。

石刻艺术展

泰州地区石刻艺术源远流长，汉代画像石、汉魏碑刻、北朝佛教造像、唐代摩崖石刻等等，无一不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泰州石刻艺术展，精心遴选百余件汉画像石和北朝的佛教造像，以及其他一些历史时期的石刻作品，奉献给广大观众朋友。汉画像石是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瑰宝，是汉代先民们用简练的线条，精巧的构图，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创造的不朽艺术作品。汉画像的题材内容丰富多彩，如同一部“画面上的汉代史”，真实生动地反映了汉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其内容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当时现实生活的反映，如嘉祥县出土的“楼阁人物画像石”；另一类是当时人们想象中的神仙世界，如邹城出土“四神画像石”等。贾智渊妻张宝珠等造像是北朝时期一佛二菩萨的背屏式佛造像的代表作品，杨瓒造塔也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唐代石塔精品，均是国宝级的珍贵文物。明清时期官窑瓷器依托华夏数千年文明的底蕴攀登上中国陶瓷史的高峰，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作为明清两代皇室用瓷的生产基地，景德镇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制瓷人才，集天下名窑之大成，所产瓷器品种之多，色彩之丰富，工艺之精湛，为历代民窑所不及。明清官窑的颜色釉瓷琳琅满目，以雅致简约亮丽匀静的风姿闲步于瓷坛；成熟于元代的青花瓷，各期皆有杰作，并以瓷入画，有水墨青花的美誉；釉里红瓷更得明初皇家喜爱；五彩瓷乘宋、元红、绿彩之序，出现了釉上蓝彩的新工艺；斗彩之花于明宣德朝初绽，在明成化朝、清雍正朝两度怒放；当人们还在欣赏五彩瓷的古韵时，珐琅彩已携着大西洋彼岸的异国风情，款款而来；粉彩瓷则集五彩瓷与珐琅彩瓷之美，于康、雍、乾盛世涉入瓷海，其后一领瓷业风骚二百余年。品种繁多，精彩纷呈的明清官窑瓷器，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艺术瑰宝，成为世人竞相购买、收藏的亮点，仿制的样板。

馆藏档案

清代档案

清代档案。有题奏文书。其中题本三百四十二件，内容有吏治、纠参、刑法、河工、盐课、军务、钱粮、工矿等方面的材料。另有残题本一百二十件。奏折及录副奏折十三件。内容反映了乾隆时期的一些内政、职官、商业情况。有各衙门的来往文书，其中揭贴五十三件，为1645年至1830年(顺治二年至道光十年)的文书。移会五十八件，为1645年至1830年(顺治二年至道光十年)的文书。移会五十八件，咨文五件。有上谕十件，是关于祭祀和赈济方面的谕令。票签若干张。还有表四件，会试殿试卷九件。杂档四十五件，如太常寺祭文、奏销册、重囚招册、官俸册、雍正《朱批谕旨》刊本一册，康熙《亲征平安朔漠方略》卷二十八，《名臣传》稿本一册，内为豫亲王多铎、英王阿济格的传记。这部分档案，原为清内阁大库的藏物。清末民初流出宫外。1925年左右，在北洋政府外交部官员袁家良家坐馆授课的苏恩培先生，偶在北京某城门楼下见一收买废纸的小推车，发现其中竟有许多档案文书，苏于是买了一包，回去稍加整理，知为清宫档案。后来他携带档案回到原籍，再移居泰州。苏于解放前夕病死。他所遗下的档案及书籍转到姻亲景幼南家里。1958年泰州博物馆成立，景先生将这批档案捐赠给博物馆。博物馆为保存这批档案作出了很大的努力。现已全部整理编目，可提供学者研究利用。

档案调查

民国初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及历史博物馆以经费困难为理由，拍卖其保管的大批明清档案。北京西单同懋增纸店以四千元代价买去了这批原为清朝内阁大库的档案，准备用作造纸原料，这批档案总计八千麻袋之多，这就是档案史上有名的“八千麻袋事件”。后来几经周折，这批无价之宝的历史文件被收了回来，总算没有被化为纸浆，现在这八千袋中的大部分及其它许多明青档案保存在辽宁省档案馆和中国台北。除此之外，别的地方还有没有呢？明清两代的中央档案有无流散在外？这是许多明清史研究者和历史档案工作者所关心的问题，总希望能有一个以外发现。可是在国内只是零星所见。现在所要谈的江苏省泰州是博物馆明清故宫档案，可以说是外界尚不知道的，比较集中保管的明清档案。泰州市博物馆（以下简称馆藏）明清故宫档案是该馆所藏明清档案的一部分，约计有七百五十件，是有泰州市退休老教师景幼南先生捐献的。最近走访了景老先生调查他所捐献的档案的来历。这七百余件档案原属的姻亲苏恩培。苏是泰县白米镇人，民国初年在北京北洋政府外交部官员袁良家坐馆授课。一九二五年左右的一天，苏在北京某城门楼下见一堆小车收买废纸的，发现其中竟有许多档案文书，苏於是略出薄资买了一包，回去后稍加整理，知道是明清故宫档案。从现在看到的苏恩培日记、诗札（亦在泰博），得知他是一个小有家资的失意文人，自命风雅，把这批档案作为古董收在身边玩赏，他曾写过“上论抛残同废纸，老苏搜集重公文”的诗句。后来他带同档案回到原籍，再后又移居泰州。解放钱一两年苏病死，儿子在海外，他所遗留下来的档案和书籍就转到景幼南名下。一九五八年泰州市博物馆成立，景先生将这批档案捐献给博物馆珍藏，景先生在捐献时，曾挑选出几份作纪念，可惜在十年动乱中被毁掉了。现存馆藏档案七百五十件，按文件性质可分为如下几类：明代崇祯朝档案三十八件。多为臣工题本，但不是所上的原件，而是六科分类抄出，参署付部的抄件。题目都是“题为某某事”，正文完结后都有“咨某巡抚，合咨贵院烦照”一类的语句。内容是申报“贼情”官军进剿，议修边墙，危边虚弱之类，反映当时深刻的社会政治危机和统治者焦头烂额的窘况。清代题本三百四十二件。是这批档案中数量最多的一种，几乎各朝都有。馆藏题本为原件，封面有批红—朱笔批写的皇帝批示。内容及广泛，包括史治、纠参、刑法、河工、盐课、军务、钱粮、工矿等，略举一二件加以说明。乾隆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云贵总督庆覆的题本专讲云南省东川府工矿钢铁生产的情况。乾隆初大学士张廷玉等多次请定奏销成例的题本，讲徵收田赋的问题。还有不少关於命盗大案的刑科题本。这些档案肯定对研究清代矿业政策、土地制度、刑法审判等有参考价值。题本残件一百二十件，内容同上。奏摺七件，录副奏本折十三件。奏摺是清代康、雍时期兴起的公文形式，是臣工直接上达皇帝的机要文件，不经过通政司或内阁中转，皇帝朱批后，军机处抄录的副本称为录副奏摺，也称军机录副。馆藏二十件奏摺是乾朝的，涉及内政、职官、商业等，如兵部尚书甘汝来奏请除苛税关卡，以利通商，反映当时商业贸易发达的状况。上十件。大多是原件，用黄纸或白纸，书写工整，封面写“论某部”，折内直书皇帝旨，无“内阁奉上论”或“奉旨”字样，落款只有日期，无印玺。内容一般，是些祭祀、赈济的照例公文。另有票签若干张，票签是内阁皇帝草拟好的处理意见的字条，如“该部议奏”，“知道了”之类，用以批示题本。看到这些原件就很容易明白当时内阁的票拟制度了。揭贴五十三件。揭贴是题本的副本，随题本进呈。馆藏揭贴为顺治三年十月泰州巡抚张儒秀塘报临邑县“不知名士贼数人”潜入城内，烧毁衙署，劫去九百馀两银子，官吏闻风而逃，重现出清初社会动乱状况。移会五十八件、咨五件。移会和咨是旧时官府之间平行的公文。馆藏移会多是中央六部等衙门移会于内阁稽查房的，报告本衙门奉旨办事情的情况。按《清会典》稽查房即是核对各部院已结末事件的秘书机构。表四件，会殿试卷九件，杂件四十五件。所谓杂件包括缴本文册、太常寺祭文、奏销册、重囚招册、官俸册等，还有雍正《朱批谕旨》刊本一册、康熙《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二十八。还有一本很有意思的题为《名臣传》的稿本。这册稿本，标明顺治二年三月至十一月，封面有多人签署“阅过”、“查传”，如“沉阅过”、“于阅”、“万阅”等等。书内主要记豫亲王铎多、英亲王阿济格二人战迹，是以时间为顺序逐条记载，尚未形成传记体裁，看来是清朝国史馆为编写名臣传而搜集的素材。阿济格是清初的将，又是摄政王多尔衮的亲兄弟，当时正值多尔衮声威赫赫之际，所以官吏们多对多泽、阿济格的功劳记述得详细已极。他们的这些事迹在《顺治朝实录》中虽有所反映，但多尔衮死后失势，在正式修订的《清史列传》中阿济格、多铎的传就简略得多了。把这本《名臣录》手稿和《清史列传》、《清实录》等官书对照起来看，就能清楚地看到清初统治者内部的权力之争，可以为研究这段政治斗争史作为佐证。按现在编目，馆藏档案为七百五十件，实际上还要多一些，因有些同类材料，如请安折、满文上谕等，保管者将多件合归为一件，总计应有八百馀件。这批档案的史料价值自不待言，与北京等地所藏明清档案一样，都是明清史研究的可靠资料。这批档案也为研究明清文书制度、公文运转提供了实证。这一历史档案的重要发现，终於证实了过去关於故宫档案流失在外的推测。最后，应提到的是泰州市博物馆对保存和保护这批珍贵的历史档案作出了极大努力。“文革”前，这批档案深藏於库中，没被人利用过。“文革”是博物馆被占为“造反司令部”，保管员朱士石同志和其他同志冒著风险将档案等馆藏珍品转移到安全地方，免遭毁灭。近年来，为使档案服务於科学研究，已退休的朱士石同志不顾视力极端衰退，把馆藏档案全部分类编号，编写目录和提要卡片，按件装袋。他们的这种精神是令人赞许的。

大内档案

1921年，北洋军阀政府曾把装入麻袋的部分大内档案卖给了造纸厂，幸被有识之士及时抢救下来。这就是档案史上有名的“八千麻袋大内档案事件”。当时，国学大师王国维曾在《清华周刊》撰文，把八千麻袋清宫档案、安阳殷墟甲骨文、西域木简和敦煌汉唐写经并称为近代中国文化的“四大发现”。八千麻袋中的大部分档案收藏在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还有部分存于辽宁省档案馆和中国台北。近日，记者了解到，泰州市博物馆居然保存了八千麻袋中的档案750多件。这些内阁大库的档案何以流入泰州？它们记载了哪些内容？价值何在？“八千麻袋大内档案事件”所谓“大内档案”，是指存放在紫禁城内阁大库的档案。清代内阁，在雍、乾之前，为国家庶政中枢，雍、乾之后，虽军政大权旁落军机处，但仍为清帝承宣谕旨、进呈题奏、举行典礼及收藏档案文书的重要机关。其所属内阁大库修建于明孝宗时，清朝继续延用。库内档案材料十分庞杂，有诏令、奏章、朱谕、外国表章、历科殿试试卷以及清初由盛京移来的旧档、部分明末档案等，是研究明清历史的珍贵资料。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大库由于年久失修，渗漏严重，内务府决定修缮。议工期间，值八国联军入侵，遂停顿。1909年（宣统元年），有一间库房塌了一只角，库内几百万件档案被搬出来。部分年代近一点的档案移至文华殿，另一部分被认为年代久远，价值不大，准备焚毁。一天，清朝学部参事罗振玉赴内阁办事，见档案文籍如山。他粗略浏览了一下，认为这些档案颇有价值，便赶紧请张之洞奏准罢毁。张之洞当时是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学部，他委派罗振玉处理这批档案。罗振玉将这批档案中的历科殿试卷收藏于学部后楼，其他档案装入八千只麻袋，移到国子监内。国子监，中国封建时代的教育管理机关和最高学府，也是朝廷掌管国学政令的最高官署。1912年，北洋军阀政府打算建立历史博物馆，就在国子监成立了筹备处。内阁档案是它的基本藏品。后来，博物馆筹备处迁到故宫午门楼，档案也随之移至午门外朝房里，并有一部分堆在端门的门洞内。工役们常将麻袋内的宝贝倒在地上，把麻袋拿去卖钱。时任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主任的胡玉缙忙到教育部请示如何处理。时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夏曾佑，是位历史学家，熟谙“中国历史”：“即如档案罢，任其烂掉、霉掉、蛀掉、偷掉，甚至于烧掉，倒是天下太平；倘一‘办’，那就舆论沸腾，不可开交了。结果是办事的人成为众矢之的，谣言和谗谤，百口难辩。”所以，他主张这批麻袋万万动不得。1918年，藏书家傅增湘当上教育总长，开始整理这批麻袋。傅增湘在《藏园群书题记》中记述：“余于戊午（一九一八年）长教部时，发敬一亭所庋内阁红本麻袋，拣出宋残本数册，命储之历史博物馆中。其散落于厂市者，李椒微收到数册，余亦收得二册。”宋版书当时的价格是一页一两黄金。奉傅总长指派，时在教育部的鲁迅把部分麻袋运到教育部，在其中寻宝。教育部官员们常在故纸堆中来往，偶尔顺手牵羊。一些工役们也手持长棍乱搅，拾取黄绫表签之类的东西。“麻袋”的厄运并没有结束。1921年前后，北洋政府财政艰窘，已几年支不出薪水的教育部就把这批麻袋作为废纸称了称，大约15万斤，以银洋4000元拍卖给了西单同懋增纸店。纸店搜拣了部分档案出售，大部分准备运到唐山、定兴去作“还魂纸”。罗振玉得知这一消息，到纸店以重金买回这些档案，并对其中部分档案进行整理，但已损失两万斤约数十万件。1924年，因财力不支，罗氏将档案转卖给前清驻日公使李盛铎。1929年，李盛铎又转卖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抗战前夕，国民党政府为避免这批珍贵的文化遗产沦陷敌手，从1933年开始，将文献馆的重要档案3700余箱，随故宫文物一起南迁上海，1935年，又迁运至南京朝天宫新建库房。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8月13日，日本大举进犯上海，危及南京。这些档案与文物又分批经水陆多路西迁，最后，分存于四川巴县、乐山、峨嵋三县的多处庙宇祠堂内。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先将三处档案、文物集中重庆，于1947年运回南京，再次存入朝天宫库房。1949年，国民党政府逃离大陆时，将其中清代内阁、军机处、宫中及清史馆等机构的档案204箱携往台湾。这是档案史上有名的“八千麻袋”事件。

展览与藏品

黄慎《携琴仕女图轴》

清纸本纵127.5 厘米，横55厘米。《携琴仕女图》作于雍正二年，是黄慎初到扬州的一年所作，作者描绘了一个仕女携琴而行的动作表情，十分生动传神。仕女一手挟琴，一手下垂提衣，左足提起，回首顾盼，动态表现自然细腻。此幅的用笔已初现写意人物的风貌，水墨色块的放笔运用已十分自如，线条也较为流畅奔放。是其早期写意人物画的代表作品。

陈卓《万松高楼图轴》

清纸本纵182厘米，横140厘米。画面巨岩横斜穿插，层层叠叠，令人惊其险峻。在峰峦深处，有草亭石阶，高楼巍峨；近处巨松如盖，高高耸立，一片苍郁。山石用短线条细细皴擦，辅以勾勒点染，纹理表现淋漓尽致。右上自题：“万松深处筑高楼，日落寒江云雾收，只有闲人来此地，时顺野岸看泉流。时康熙壬子七夕前三日，大兴陈卓写”。钤白文“中”和朱文“立”两方印。此段文字是陈卓对此画意境的最好概括。根据所署时间，可知此画作于1672年，作者时年38岁，显然是作者中年的力作。

八大山人《秋花危石图轴》

清纸本纵112厘米，横56.5厘米。画于1699年。画面正中一块突兀耸立的巨石倾侧欲倒，几乎占据了整个画面，巨石下面的石缝中顽强地生长着一朵玉簪花，正含苞待放，刚劲湿润的笔墨表现了花茎的勃勃生机。在整个画面上，玉簪花所占比例极小，但就是这小小的玉簪花给画面带来了精神。画家用危石暗喻清朝统治者，用玉簪花象征自己，在高压之下保持着自己的气节。画面构图是八大典型的险怪构图。技法上画家以稍干的笔墨放笔勾勒危石，浓淡墨色恰好表现了石块的转折向背。再以干笔皴擦表现石块纹理，与玉簪花的湿笔形成对比，各自质感都有鲜明的表现。

汪士慎《诗画合璧卷》

清纸本纵20厘米，横187厘米。这是一幅集诗、书、画于一卷的长卷。卷中前段为隶书三首诗，后段为长幅墨梅。引首处有罗振玉所题“巢林三绝”书法。所书诗作均为汪士慎自撰；诗律工稳，意境不凡，一首为题画诗，两首为送别诗，均写得大气磅礴，纵横自如。隶书取法汉隶，功底浓厚，端庄淳和不失清秀。所画梅花也为长卷，主干墨气淋漓，花枝花朵繁茂，淡雅如菊，画面湿润清新，是汪士慎梅花的代表性画法。